首页 -> 2008年第2期
来自荆棘人生的刺痛
作者：张学昕 于 倩
一
在孙书林的主要作品中，有三部长篇小说被安置在历史“布景”之下。《穹庐惊梦》描写了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初到４０年代末内蒙地区历史变革的进程，多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历史风云变幻中复杂的人际关系。《血恋》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战争的残酷使得孙书林所关注的人类的苦难心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百世苍凉》则由古至今跨越了４００年的时间长河进入马背民族思想的深处并且对这个民族今后的发展作出了深刻的思考。这里，在政治的、宗教的以及阶级对立的背景下，我们不仅看到了亲情伦理的撕裂，个人私欲的膨胀，权力机制的威力，大历史吞没个人追求的冠冕堂皇，更看到了爱与牺牲的不朽，良知和勇气的可贵，平等与正义的升华。作家笔下的这些历史人物，以其各自特有的存在方式，在打开各种丰富的人性景观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历史与生命的丰富途径。然而小说家笔下的历史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并不相同，文学本身已不再对历史的精准作出任何承诺，历史成为小说的一种附庸，写作不再屈服于历史的权威性，历史只是写作行进的名义，历史成了一种作家个人经验与客观事实的混合体。已逝的历史中暗藏着我们所不知的种种可能，“人类历史是个人和社会行动的巨大复合体，是无数个体施事的互动过程；历史里沉积着构成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的所有的尝试，所有的成功，所有的失败”。“大写的历史，带着它的运动，它的战争，它的革命和反革命，它的民族屈辱，并不作为需要描绘、揭示、阐释的对象，因其本身而让小说家感兴趣”。宏阔的历史画面中往往牵动着微小的个人命运，历史的悲剧就是个人的悲剧。命运最终是以历史的面相显出来的，历史在成就着我们的同时，也一并成就了我们的命运。历史完成着作家的想像，帮助作家进行深入的人性思索与文化考量。我们在这种虚化的历史中更应该关注的是人的个体存在，关注人的种种矛盾挣扎和生存形态，历史的核心就在于它永远囊括着无比丰富的人性。
孙书林将人的私欲和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所引发的种种悲剧安置在他钟爱的历史场景中。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穹庐惊梦》中，虽然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没有摆脱单一性格模式的痕迹，人物的言行和性格发展都留有作者主观意念的影子，但是他所关注的人欲的冲突、人要摆脱苦难命运的挣扎已经彰显出来，作家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也有所体现。王爷乌海云为了满足太太静文想要抚养一个女儿的心愿，强行抢走奴隶乌恩和妻子刚刚生下的双胞胎女儿中的乌兰其其格，并最终导致乌恩家破人亡，进而引发出一系列的悲剧。这里，阶级的对立和等级的不公已经不是作家写作的重心，其中隐藏在事件背后的人性悖论成为作家的主要表达。乌海云一方面满足了妻子的爱女之心，一方面又残忍地杀害养女的亲生父母，爱人的前提是杀人，爱女儿的前提是杀害女儿的亲生父母，之后他视养女乌兰其其格如己出，倾其所能对她进行各方面的教育，使她成为蒙古草原上非常优秀的女中豪杰。他身上既有着对女儿的养育之恩和真挚的父爱，又有着对女儿无法抹煞的罪恶，善与恶、人与兽的人性悖论集中体现在他一个人身上。对于其养女乌兰其其格来讲，一面是要报答养父的养育之恩，一面又要报杀害双亲的仇恨，而报恩与复仇的对象又都是一个人，她也一直被这种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煎熬着。这里，我们无法否定某一方，两者似乎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彼此却又难以调和地对立着，因此，历史的羽翼下，悲剧几乎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的宿命。
《血恋》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在一个近乎被写滥的选材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如何避免和他人的重复，如何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和命运观对作家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们知道，战争是历史帷幕中非常特殊的场景，在战争的景观下，人类在情感上所引起的震荡无论就幅度还是就深度而言，无疑都是最强烈的。将人的挣扎状态置于战争的背景下，使得小说在描写战争的粗大笔触中有了轻柔曼妙的伸展空间，小说也因此变得更加摇曳多姿。在《血恋》中孙书林没有直接描写战争场景的激烈与残酷，这里战争依然是被安置在后台帮助作家完成他对于人性的思考。他对战争中人的关注使作家将人性的悖论与人内心的矛盾挣扎表现得更加圆熟，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描绘得更加丰满，故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无一不在理智与情感的取舍中陷入心灵的苦海。
我们知道，人物的性格不是先天形成的，丰富的社会实践时刻塑造着一个人的性格，尤其当他进入特定的社会，卷入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后，原有的性格与这些社会关系相互作用，二者之间的互动即构成一个人的深刻命运。应该说《血恋》中陈子庆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摆脱了包明德先生所说的“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传统模式，人物已不是作家为了完成叙述而设置的符号和工具，人物性格更加复杂多变，故事的重大走向都围绕着他进行，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人物变得更加真实可信，人性和兽性的交替出现使得小说的叙述显得更为丰盈。作家笔下的陈子庆仪表堂堂、“风流潇洒”，是一个“美男子”，他在豹子的爪下救下王来福，又以他的成熟、勇敢、知识、教养取得义勇军司令冷怀玉的信任，协助义勇军攻破陈家大院拿下汉奸陈善仁。小说至此，陈子庆留给读者的印象都是义勇军当中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陈子庆性格的分裂却将故事的发展引入无法避免的悲剧之中。陈子庆在枪毙陈善仁报了家仇之后，觉得不但没有解除他的心头之恨，反而用枪逼着陈家的女人们脱光衣服准备将她们全部强奸。他挨了冷怀玉两巴掌，仇恨情绪在他心底暗暗滋生，但是他为了得到兵权和白玉兰，却能委曲求全、克己复礼。此时我们看到，陈子庆对于义勇军的投靠仅仅是借用这股势力报仇，他并没有更加崇高的目的，他的兽性渐渐地暴露出来，他没有抵抗住金钱的诱惑，与陈家俊狼狈为奸成为日本人手下的侵华工具。陈子庆这一人物形象更为复杂的方面体现在他对于情爱的追求和对儿子天生的疼爱上。同样又是以“爱”为前提，然而却又以伤害为手段，直至悲剧的发生。他对白玉兰的求而不得导致因爱生恨，他把与白玉兰相貌相似的女人假想成是她，对女人们施与暴力。他又整日担心白玉兰对自己复仇，想尽一切办法对付白玉兰和高玉桥的联盟，在得知白玉兰和高玉桥的死讯后，他又哭得十分悲切。临死之前，他托付王来福照顾儿子天生并想将自己埋在白玉兰的坟墓旁边，他身上的这一份爱恨挣扎至死都没有结束。在陈子庆身上，作家正视了人类之恶，认识到人类丑陋的一面，同时也描写出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人格的分裂所导致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