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桃花源：抵达存在的路径
作者：陈斯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从“回到当代”的《欲望的旗帜》,到“逼近经典”的《人面桃花》,再到“坚持纯文学道路的扛鼎力作”《山河入梦》,这三部长篇小说显示出了格非写作的变化曲线｡他的小说,在形式上逐渐回归简单､质朴,宛若积雪融化之后,露出了泥土和草根｡为此,他曾引用罗伯-格里耶的话来表明自己对形式的看法,“我们之所以采用不同于19世纪小说家的形式写作,并不是我们凭空想像出了这一形式,首先是因为我们要描写和表现的人的现实和19世纪作家面临的现实迥然不同｡”①其实,在格非那里,小说的形式仍然是由写作的精神内核所决定的,小说依然保持着对现实的浓厚热情,以及对存在的思索｡正因为如此,格非最终回到现实､回归传统,书写精神乌托邦,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乌托邦作为一种本能性的精神冲动,一直潜藏于每个人的内心｡“我当然是理想主义者”,格非如是说｡其实,格非面对乌托邦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既肯定其理想的合理性,又害怕其变成现实实践之后的后果｡格非所持守的,也许是一种反乌托邦的乌托邦｡他在沉寂近十年后,于2004年度开始,陆续推出“人面桃花”三部曲,它不仅证明先锋作家在写作上的创造性并未衰竭,也借由对乌托邦故事的讲述,重新唤醒了许多人心中残存的梦想｡这个时候的格非,试图通过三个时代的乌托邦实践,厘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内心的乌托邦情结,以及将这种情结付诸现实后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困难与灾祸｡
何以一个形式意义上的先锋作家,突然对小说讲述什么故事如此重视?格非说:中国作家在经过了许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该重新考虑“写什么”这一问题了｡格非的这种写作调整,表明他对文学的细微变革已经丧失兴趣,他对文学与社会的整体性变化抱以高度的热情｡也就是说,格非似乎渴望在一种更为朴素的讲述中,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思索和追问｡形式探索和精神表达,开始走向融合｡确实,正常的写作应当是及物的､当下的､充满现实关怀､关注人的存在的｡当那些形式的伪装退到幕后,存在的声音就开始尖锐地响起｡格非,这个当年的先锋作家,为自己的写作如何抵达存在开辟了新的路径——对“精神乌托邦”的描述,既是为了解析自己内心的梦想,也是在探索一条通往存在的隐秘道路｡
一､作为“意念的核心”的存在
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真正的文学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离开了存在作为它的基本维度,文学也就离开了它的本性｡”②格非的写作围绕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对个体存在的沉思｡
存在还是不存在?如何存在?何以确证个人的存在?这是困扰格非的经典主题｡他的写作虽然变化不断,但就精神内核而言,对存在境遇的描述和追问,可谓贯彻在格非整个的写作史中｡他在一则随笔里说:“许多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围绕一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意念的核心而展开的,除了卡夫卡之外,陀斯妥耶夫斯基,加缪等都是典型的例子｡”③格非的写作也有自己的“基本的命题”和“意念的核心”,那就是存在——存在,正是格非写作中所坚守的精神内核｡
格非认为,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他将这种潜在的现实称为“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存在,作为一种尚未被完全实现了的现实,它指的是一种‘可能性’的现实｡从某种情形上来看,现实(作为被高度抽象的事实总和)在世界的多维结构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存在’则处于边缘｡现实是完整的,可以被阐释和说明的,流畅的,而存在则是断裂状的,不能被完全把握的,易变的;‘现实’可以为作家所复制和再现,而存在则必须去发现､勘探､捕捉和表现;现实是理性的,可以言说的,存在则带有更多的非理性色彩;现实来自于群体经验的抽象,为群体经验所最终认可,而存在则是个人体验的产物,它似乎一直游离于群体经验之外”｡④
因此,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存在进行勘探与发掘｡就此,米兰·昆德拉也曾谈到:小说是对“存在”的“发现”和“询问”,它的使命在于使我们免于“存在的被遗忘”｡“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可以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因此,昆德拉说,“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他画“存在的图”｡⑤昆德拉在小说家的三种可能中——讲述一个故事;描写一个故事;思考一个故事——为自己选择了思考或沉思｡格非与昆德拉不谋而合｡对格非而言,写作的隐秘的根源是个人对存在的思考｡“我们知道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或‘能够’成为作家,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对自身存在存有困惑或追问”｡⑥这种困惑和追问在每个作家那里都有不同的阐释和意义,从而构成了不同的写作主题｡在格非看来,思考与探究存在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在格非创作的早期,他以极端的姿态弃绝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陈规,以善于在作品中构建语言迷宫著称,他惯用重复､空缺､圈套等手法,在文本中建立起自己如真似幻的“纸上的王国”｡如《褐色鸟群》､《迷舟》､《青黄》等,在小说文体革命史上堪称典范｡但是,形式的先锋中,依然隐藏着他对存在的思考与揭示｡格非主要通过小说的形式来抵达“存在”｡与“存在”相连的命题是时间､死亡､记忆和遗忘､真实､梦幻等｡正是对这些概念的思考与捕捉,使格非的作品弥漫着一种玄思的色彩｡“他的作品总是有相当复杂的叙述结构,没有谁对形而上的生存问题像他考虑得那么深刻,那么坚持不懈,并总是能找到恰当的小说叙述方式｡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在小说叙述语句中,把复杂性和单纯性兼容并蓄”｡⑦格非既不像马原那样剑拔弩张地对现实肆意拆解,也不像余华那样痴迷于死亡及恶,他冷静而纯粹,以更具包容性的形式传达出他对存在的复杂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格非的写作面貌开始走向朴素､明晰｡他似乎在一步步地挣脱形式的伪装,进而更加迫切地逼问内心中那个存在的疑难｡如同存在真相的显形有一个过程,格非对这一真相的寻找,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他对存在的省思,有着思想者的深刻,也有着文学家的诗意｡在经历了对“存在还是不存在”､“如何证明个体存在”等问题的形而上追问之后,格非对存在的探询,开始和中国经验相结合,他试图在中国的生存情状里发现新的写作区域｡于是,他找到了乌托邦的中国代名词——桃花源,作为乌托邦的中国实践进行书写｡在这个乌托邦情结(或称桃花源梦想)的塑造中,格非不再虚拟小说的时间背景,而是真实对应于中国的某一个历史时段,进而在历史和梦想之间,寻找连接存在的精神链条｡他通过呈现乌托邦的梦想及其实践结果,进一步思考“个体的精神存在如何实现”这一主题｡
格非要向我们证明的是,乌托邦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格非的创作开始发生变化｡发表于1995年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已无多少莫测高深的玄学色彩,开始逼近现实,着力表现一个欲望化时代里人的精神贫困和信念沦落｡之后,格非沉默了十年没有新作｡直到2004年,《人面桃花》面世,我们更明确地感到其外在形式的变化,已渐渐向简朴回归,但这样的回归,又绝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文学的套路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