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论电视剧《闯关东》的叙事学特征及其文化吟咏功能

作者:杨状振




  从清朝咸丰十年(1860)首开关禁至民国期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山东人为主体的“闯关东”现象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壮举,不但在当时就已经是被中国北方民众所广泛接受的社会习俗,而且在上溯和下延的三百多年时间中,“闯关东”现象也逐渐演变成为整个华夏子孙国族变迁和文化融合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即以这一历史史实为创作背景,把千百万个生命和家庭在复杂动荡年代中的生存境遇和精神探求过程,进行了大胆地“仪式性凝缩化(ritual condensation)”。借助二元对立的叙事形态和人物设置,《闯关东》不仅在善良与邪恶、诚信与奸狡、宽容与狭隘、抗争与屈从、自然与文化的架构模式中,成功地塑造了神话叙事学意义上的父性英雄形象朱开山,而且还进一步通过这一叙事形态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为当下的观众提供了进行国族、家乡及混居世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依的参考框架,充分、完满地体现了电视媒介所具有的“文化吟咏(bardic function)”功能和现实指涉意义。
  
  一、《闯关东》的叙事形态
  
  美国文艺理论家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分析人类的艺术思维活动时认为,人类在自己的思考、认知行为中存在着一种隐喻式和神话式的逻辑建构活动,一切艺术创造,都无不浸淫在它的色彩和规约之中,文学和艺术的功能与意义就体现在这个建构过程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历史、小说、诗歌,还是影视剧作品,其实都是在以恰切的叙事技巧,追慕和契合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最高审美理想范式(即叙事学理论意义上的“神话原型”)活动的体现。《闯关东》截取自清末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这段动荡的年代作为叙事背景,在极富传奇色彩的时空浓缩和情节提炼中,通过对朱开山一家人闯荡关东坎坷经历的追踪和记录,不仅成功塑造了平民英雄朱开山的形象,同时也在历史和传奇的双重规约中,在52集的叙事篇幅里完成了一个由天灾人祸史实移向个人奋斗心路历程的民族寓言建构。
  在隐喻/神话式叙事形态的左右下,《闯关东》将家族史与社会史巧妙融合和对接,以小人物反映大事件、以家庭活动反映历史变迁、以普通百姓成就时代英雄,借助对主人公勇敢、智慧、坚韧、果决、礼让、爱国等优秀品质的礼赞与颂扬,最终完成了其对家国叙事意图的意义架构和现实指涉。在全剧的叙事进程中,这种叙事形态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闯关东”精神的生动再现和朱开山人物形象的荧屏塑造,它们成为《闯关东》全剧追慕民族文化最高审美理想范式叙事进程中抽象价值和具体形象的典型代表。朱开山及其家人在社会和个人处境都迭遭困难挫折和艰苦险遇的情况下,所依然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及坚执固守的道德底线与人格良知,不仅是朱家一家人与人生命运、社会制度和自然环境不屈抗争的影像表现,同时也是整个闯关东人群体精神世界的缩影和象征。在朱开山的身上,凝结着编导和观众对国族与家乡文化的认同,也承担着整部电视剧叙事内容的最终导向和文化符码功能,他是个人神话情结的代表,也是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隐喻。
  罗兰·巴特(R·Bartlles)曾在其《神话学》和《符号学的要素》中详细阐述过这种叙事形态下人物符码的三个“所指”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完成人物形象“自足完满”指涉意义的阶段,即人物形象只构成对个人事件和生命流程的再现,如照片代表实物一样形成封闭的意义表达系统。第二个层次则提升至文化层面。人物形象的意义不再是单纯地用来指涉自身。而是扩展延伸到与社会评价标准相关的群体认定和价值象征意义上来(如汽车在当代社会中常象征着朝气、自由与财富等)。在第三个层次上。叙事进程则进一步将人物形象在第二层次所产生的文化意义范畴融合凝聚成为全面性、文化性的领悟和一种现实性的世界观。在这个层次上,人物形象不仅成为文化体系和道德价值的象征,更演变成为指涉现实世界,提供现时行动参考的意义框架和价值符码,人物形象在第二层次上所承担的意象符码的能指迷思和所指意义。在此都融合转化为对现实行动力量的最终确认。
  《闯关东》中朱开山形象的创造,不但在叙事意义上完成了对闯关东群体道德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的提炼与象征,并且也由“其人其事一闯关东群体”的话语表达链延伸到了“国族文化”的层面,从而完成了从个别形象到群体形象,再从群体形象到国族文化形象的双重转喻功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由此出发,《闯关东》一剧将“闯关东”精神的宏大所指最终投射到了当下社会和广大观众的现实生活场域中来。恰如罗兰·巴特所分析的那样,神话或隐喻只是一种说话的形式和产生及传播意义的系统,它的内容会随着时间段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可是神话的过程却是永恒和普遍的存在。④朱开山及其家人抛离故乡谋生求存的闯荡经历,不仅呼应扣合着千百万民工外出闯天下的当下生活场景,也默契应和了不畏艰难险阻革新求进的时代潮流。在这样的叙事背景下,主人公朱开山的身份转换及阶级属性的更迭被淡化和掩盖。一切叙事进程和故事架构都臣服于英雄主题和神话概念的表达与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讲,《闯关东》一剧就如许多专家所评论的一样,其成功的关键在于重新确认和宣扬了一种价值、一种精神,一种以民族优秀文化和价值标准为内容核心的“闯关东”精神:与艰苦磨难抗争、无畏于牺牲生命的进取精神;与人生命运抗争、无畏于任何艰难险阻的拼搏精神;为改变贫穷落后与自身品性和社会环境抗争、无畏于任何陈规陋俗的自力更生精神:扶危济困、无私相助、和睦共处、和谐友爱的团结精神,以及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活世态,积极自觉地恭敬俭让、礼义诚信、宽恕仁厚的人生准则和道德坚守。《闯关东》也恰是以这样的叙事形态和价值隐喻,深深打动契合了广大受众和主流意识在一个特殊情境下的接受心理:年关与祝福、打工与梦想、祈祷与向往、拼搏与成功、革新与坚持、求进与团结、教化与娱乐、匡正与引导。外出民工的闯荡经历、改革进程的步履维艰、社会道德标准的颓堕、理想追求的欹斜与人生价值导向的更迭,一系列的社会现实与问题存在都在传奇性的电视文本中完成了自己的意义指涉。《闯关东》在对国族文化传统道德标准与精神价值的确认与重拾中,也完成了自己隐喻/神话式的叙事形态建构,以自己的磅礴大气吼出了“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的进取长歌。
  
  二、《闯关东》的叙事结构
  
  《闯关东》融合了历史剧和家庭伦理剧的多种结构模式,扭转了以往电视剧在处理重大题材时宏大叙事的偏颇,将切入的视角缩小还归到原始质朴的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追踪和记录上来。全剧以顺时叙述作为主要的叙事方法,以朱家闯荡关东的经历和鲜儿的命运遭际作为贯穿始终的主辅线索,结构起涵盖了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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