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压制与抗争
作者：高小弘
月的夜晚，它们彻夜嘶嚎，凶猛而凄厉。”而身体疼痛只是月经给少女带来的表层感受，更为可怕的影响是给少女带来的精神重压。林白的《瓶中之水》中，二帕发现月经使身体不再像以往那样轻捷时，竟“开始莫名地流泪和感伤”，“二帕发现自己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她站在少女的门槛上，感觉到自己单薄而又暗淡的身影，发自心底的忧郁使她更加落落寡欢了。造成这种感受的原因正如波伏娃所分析的那样，“月经之所以在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当中引起恐惧，是因为它把她划入一种劣等的、有缺陷的类别。这种社会地位的降低，使她感到沉重的压抑。”也就是说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并非完全来自女性成长发育期间生理的不适，更重要的原因可追溯到父权社会的女性处境。月经对于成长的少女来说宣告了快乐自由、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的结束(尽管小女孩也经受欺侮和主动性的剥夺，但她仍认为自己是个自主的人)，宣告了父权社会女性气质和女性角色笼罩下的身为客体附属物的女性命运的来临，所以对于成长女性来说，月经是与一种性别群体的劣等性相联系的身体感觉，而这自然会使女性成长之旅充满受伤、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然而对于成长少女来说，假如她能够顺利度过初潮的困境并能保持自尊，她对自己身体变化的羞辱感，就会大为减弱，甚至对流血的身体感到骄傲。在《与往事干杯》中，陈染虽然也浓墨重彩描摹了濛濛生命历程中这特别的一天：那是一种“山崩塌了”、“大海就在身下”的特殊体验，它让少女身体因胀痛甚至要呕吐，感到“惊恐、苍白、眩晕”、不知所措。再加上濛濛对自我身体发育知识的匮乏，使她将鲜血与罪恶的惩罚联系在一起。然而幸运的是，在母亲的帮助下，她终于知道：“每一个女孩子都这样”，“在那涓涓不息的流淌中，体内的宫殿就会慢慢成熟”，而与此同时一个女孩子就会变成女人。在得悉自我成长的秘密后，濛濛“将浸润过自己的鲜血的手洗得洁白如初”，“她要让父亲觉得她和她的哥哥是一样的”。带着一种成长的尊严，濛濛终于勇敢地跨越了初潮的罪恶感和恐惧感，最终以主体的姿态认同了性别自我的身体成长。
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不仅揭示了女性身体发育变化带来的压抑，而且也展示了女性作为人的欲望所受到的压制。长期以来，女性被全面灌输了具有男权色彩的情欲观念，即男性的情欲是光荣的，而女性的欲望感受与实现是可耻的，因此与男性容易接受自己的身体并对其欲望感到骄傲的心态相比，女性则把自己有欲望的身体看作一个陌生的、令人不安的负担。再加上女性身处于虚伪压抑的环境中，当她们感到来自身体内部神秘的骚动时，父权道德律却要求她洁白无暇。在贬抑女性身体欲望的父权文化传统的压制下，女性面对的是不可抗拒的生命冲动与强大的道德习俗力量之间的无以平衡，这给女性成长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而当她们被迫屈从这种剥夺女性肉身欲望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时，女性身体便遭受到深刻的压抑。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中曾芒芒刚刚触及到男女情感的微妙之处，心中刚刚鼓动起青春的欲望时，就被父母的苛刻管教，组织的政治谈话和周围群众的流言蜚语扼杀了，芒芒那被压抑的身体竟然形成病灶特征，而这种压抑直接影响了芒芒以后的婚姻生活。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中少女肖芒在雨季的宁静里感受到身体骚动，“她视力敏锐，目光如炬，双颊潮红而且嘴唇丰润。她在潮水般涌来的蛙噪声中，伸直了日益修长同时日益富于弹性的身子，某种期待就毛茸茸地在血管里生长起来”。然而当同座小赖“用妇道人厚颜无耻的声音”揭示了少女隐秘的欲望后，肖芒被一种可怕的羞耻感和难言的犯罪感击垮，被压抑的身体成就了肖芒虚假的“淑女情结”，并从此形成她以压抑为主调的成长旋律。与这两个文本不同，海男《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中的普桑子却因恋人的失踪以及传统情欲观念的影响把自己的身体围困在自造的心狱里，长久的压抑让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再也无法抗拒那种黑沉沉的在浓密的黑暗中使她恐惧的东西，她希望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一个人，那个人完全覆盖着她，把她肉体升起的那一线犹如墓地上发出的微弱的蓝色的磷光全部熄灭。”这种深重的身体压抑使她的情感历程充满波折与坎坷，使她由“蝴蝶”蜕变为“标本”的成长之旅布满伤痛与惆怅。
三 反抗身体“禁锢”和用“身体”反抗
身体——主体的同一、自我的建构和确立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理想，因此每个主体都会把他的身体看作自我的客体表现，就身体而言，人的主体性体现在能改变自我身体的命运，使身体不再是被控制、束缚和压抑的对象。这样，以主体性生成为女性成熟标志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就不仅仅局限于表现女性身体及欲望的被压制，而是更将笔触伸向女性身体的抗争，并由此反思身体抗争导致的女性主体性的顺利生成和不期然的失落。由于性别处境的不同，身体抗争对于两性成长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对于父权制社会享有合法主体性的男性来说，面对成长期间任何侮辱、贬抑，任何把他贬到客体地位的企图，他都可以求助于身体暴力来进行抗争，从而感受他的自我肯定的意愿和主体性。在苏童的《城北地带》、《刺青时代》以及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等以男性成长为题材的小说中，嗜血的身体暴力成为男性克服成长迷惘、确认自我主体身份并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而被父权社会赋予依附性客体位置的成长女性，即使面对贬损或压制，她也无法像男性那样使用身体暴力回应，这不仅是因为女性体力不足的生理弱点，更主要是因为父权社会中的文化惯例彻底否定女性自由使用身体的意愿，从而导致女性因无法自主控制自我身体而缺乏能动的自主性力量。由于女性的身体并非仅仅是承载女性生命体验的媒介，它还蕴含了丰富的女性生理、心理文化信息，是女性认识世界、认识他人、体验与表述自身的重要工具，因此反抗性别自我的身体禁锢就成为女性走向主体性成熟的关键步骤。与此同时，面对全副武装的父权文化秩序，女性只能用身体这一“无法攻破的语言”来对抗性别等级、性别隔阂与性别压制，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因此，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身体抗争就包含了反抗身体“禁锢”和用“身体”反抗这两层涵义，并从成长角度体现出了性别意识形态意味。
从五四时期女性成长叙事浮出地表开始。反抗身体禁锢就被看作女性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由于时代语境的不同，囚禁女性身体的既有封建家长、旧式婚姻，又有资本主义色相市场，还有革命意识形态，而成长女性就是在反抗各种名目的身体禁锢中逐步走向成熟的。20世纪90年代前女性成长叙事中反抗身体禁锢的主题多与时代主潮绞合在一起，文本题旨在具备时代普泛性的同时却削弱了女性成长经验的独特性。20世纪90年代多元而宽容的语境在彰显成长女性个性化身体体验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