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我们文学中的恶欲
作者：徐肖楠
如果文学要捍卫一种生存的尊严，就必须面对人类的美好与丑恶的永久斗争，面对市场中国的恶与人性及历史之间的独特关系。这样的立场会让我们注意到，在市场中国不断爆发迷乱的生活中，在理想与现实、人性与欲望的相互扭结中，一些文学作品不但对不幸和恶欲缺乏梦魇的压抑感与悲剧的痛切感，反而对之充满了兴奋和激赏，并让其与时尚生活共舞而纵情升腾。这样的作品的生活世界中，心灵之火已经晦暗不明，贪婪、权势、欺诈和放纵正在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生存正在一些写作中产生某种程度的恶欲变异。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文学写作有意无意、越来越多地书写着恶欲，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为恶欲寻找着合理存在的理由和原因，让这些丑恶情景的描述被误认为是真实可靠的现实、表现了市场中国人们的普遍处境和必然命运。像阎真的《沧浪之水》似乎将池大为人性异化过程中喷涌的恶行与恶欲视为社会的自然过程；何顿的《我们像野兽》中的人物崇拜自己成为追逐利益和欲望的“野兽”；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把贪婪、侵占、暴虐、阴险、迫害等尽情展现；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中九财叔和“我”的恶行所浸没的残酷被有意理解和宽容；莫言的《檀香刑》中通过对酷刑的津津乐道来欣赏人性之恶；王跃文的《国画》中权力欲望、官场阴暗、权术手段的横行让人们绝望和无奈；王祥夫的《管道》主人公由被侮辱和被损害到对城市的疯狂报复似乎情有可原……等等。
阅读这样的情景，常常让人们心里藏匿起或召唤起一种阴郁低沉的刺疼，甚至满足了有些人的恶毒伤害别人的快感。在对这样一些作品进行时代和生存的深入追究时，我们就必然面临市场中国独特的个人与族群的恶欲表现，我们更加会意识到：市场中国作为某种幸福和美好的承担者，也注定是某种不幸和丑恶的承担者，一种欲望解放的同时，引发了一种隐藏的生活之恶以至精神之恶。
欲望与快乐扭结在一起，当欲望越过了人性尺度，就变成了恶欲，这会妨碍以至侵害他人生存权利，当不认识这一点时，自然在文学中出现了一些任意对待他人生命和权利、践踏自由和尊严的情景。当我们把物欲和情欲等同于生命根本、纵情于极度的欲望破坏，就忘却了生命向上的仰视和升华，丑恶也就伴随着获取和满足的欲望愈来愈肆虐、越来越让我们得意。
于是，这样一些恶欲的表现、纵容、实施与得意渐渐成了一个严重而诡异的问题：一个让我们瞠目结舌以至手足无措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恶欲甚至被当成了一种历史动力和人性动力，其价值好像恰恰体现于它对主体束缚进行的超越或者摧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消解生命深度与历史思考的生活风格成为这样写作的理由，理想主义的不合时宜愈益显出欲望的合理与美妙，而所谓更加普遍和广泛的欲望化人性描写中，不辨是非甚至青楼梦好地包藏着恶欲。
整个时代伦理价值观念的混乱导致了文学面对恶欲的诡异立场，也导致了对认识恶欲与历史和人性之间关系的不利。不论在市场中国的生存现象中还是审美现象中，恶欲都似乎与绝对的自由——主张尊重自我欲望和审美自由的绝对权利更容易亲和，而这正好与市场中国现实所激发的、文学更喜爱的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一拍即合。
更深入的问题在于：对恶欲深入日常生活、深入文学写作，人们普遍表现出惊人的无视甚至钟爱，恶欲横生所蕴涵的可怕意义未能获得人们重视。对恶欲的写作迷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们沉醉在现实的歌舞升平和审美的水月雾花中而自我蒙蔽。比如，程青的《织网的蜘蛛》和韩东的《双拐记》那样的作品，缺乏一种坚定而可靠的价值判断立场，在相当程度上，对故事中人物在人性之恶控制下的种种恶行呈现一种饶有兴味的态度，并且在叙事语言中带有一种娱乐把玩的倾向。
这使对恶欲的写作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水仙一样自我迷恋，也表明恶欲是一种深水炸弹，它深入我们的心灵和现实去深度摧毁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立场和审美立场。当人们将恶欲作为一种正常欲望推广为人之秉性、自动将其蔓延于生活风格和精神区域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同某种提升人自身的生存价值为敌。
恶欲通过文学表现为一种审美现象时，其最容易产生的危害就是它常常如同生活本身的模样重新在现实中现身，这样的拟真幻觉走向现实，就被作为审美的一种隐喻、精神的一种镜像。对于深刻的生命隐喻和镜像，生活并不仅仅是外在形式，而是有更内在和更深入的本质，这种本质隐藏在我们所看到的丑恶情景之下。
同时，对于恶欲的表面描写，恰巧也需要隐藏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一方面，进步有时必然表现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另一方面，人的恶劣欲望有时就成了推动历史的力量。但这并不能成为文学将恶欲作为生命的根本隐喻与镜像的理由，对恶的盲目性和破坏性的警惕，才可能深度构成历史与人性的审美隐喻和精神镜像。
事实上，市场中国的一些丑恶写作借审美现象的发生而强行把丑恶当成了生命本原和生存动力，似乎人类没有丑恶就不是在真正生存、就无法生存下去。这样的作品在比拼谁丑恶谁文学、我肮脏故审美。有时它们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美好的就不深刻、不本真，只要丑恶就深刻、就真实。这样的丑恶写作以真实深刻地展露生活本相的名义，将生命和世界的典雅高贵剥离掉。
但这样的立场未必得当，它们可能在剥离了审美外表的同时，也剥离了审美的内核。问题不在于人类天生有恶欲，而在于怎么面对恶欲；也不在于文学能否写丑恶，而在于怎么写丑恶。文学的审美本质在于清除和抵制生活中的丑恶，因为人类的生存本质是要战胜丑陋邪恶，控制欲望（恶欲是欲望的极度扩张）而提升灵魂。人性之恶与生活之恶需要表现，但更需要的是对其进行思考而追求人类的理想生活。当丑恶写作偏执而表面地书写欲望之恶与生存之恶时，似乎在以某种方式洞微烛幽地深入时代与生命，实际上，是更强烈地以丑恶来吞噬生命的血肉灵魂，因为它们常常没有真正寄寓文学对人性精神的追求。
虽然市场中国的文学的恶欲表现试图以“恶之花”为自己正名，但是它们并不能像伟大的波德莱尔那样在垃圾中翻捡出闪光的东西，因为波德莱尔心中仍有人性美、德性美和理想主义的照耀，这让他去发现和对比生活中的美好与丑恶。而市场中国的文学之手拽出了最污秽的生活却并没有放在阳光下，而是把它们置于更阴暗的地方，这些生活本来由于人们的羞耻感或表面的堂皇而压制着、而藏匿在最隐蔽的角落，现在它们就像蟑螂一样四处流窜。
二
市场中国的文学作为历史和个人改变的承担者与见证者，强烈真切地感受到新生活形式的变化，并敏感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一些古老的生活之恶未加辨明地伴随着新的现实与文学共同壮大。市场中国像从晨雾中突然出现的一艘巨大舰船迎面向我们驶来，中国社会被其轰然的身影从传统文明中朦胧惊醒，文学像生活一样，没有经过过渡阶段和悲剧地带就轻易进入了新生活形式带来的蒸腾感受和写作自由。但是，当国家历史和个人生活被新生活形式前所未有地改写的同时，文学和个人也都被陈旧的生活习性阻碍着，难以敏感到一种传统之恶或习性之恶在新的生活形式中延续着。
这让文学处于时时听到历史深处的恶欲喘息声的微妙境遇，这也已经说明了文学重新认识和对待恶欲的当代紧迫性。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在市场中国的欲望与幸福、自由与放纵混为一体的现实挤压下，市场中国的生活并不总是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也并不必然地幸福与美好，而是掺杂着不幸与丑恶。同时，这也必然使文学展开人性关怀、灵魂追问和历史思考具有了难度和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