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传媒时代的作家身份危机
作者：周根红
一、作家身份的衰落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大众传媒的发展及其逐渐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其中电视作为一种渗透性的媒介，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完全符号化，完全被图像和信息所包围，尽管人们对此多未察觉”。②但电视对人们生活的支配性作用是肯定无疑的。而网络的出现，更是改变了传统的生活习惯和阅读方式，文学阅读就成了最先远离人们视野的惯常行为。电视、网络作为现代大众文化新的承载者，几乎覆盖了所有传统的文学阅读空间。人们把过去依赖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了解世界的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转变为视觉感官的享乐。电视和网络不仅争夺了文学读者的阅读空间和作家的写作阵地，而且钝化了读者和作家的思维，从而在新的视觉空间中确立了自己的话语霸权。在今天这样一个读图时代或言浅阅读时代里，人们不会用过多的时间去关注一个作家的存在，他们关注的永远是娱乐、时尚和消费。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是一个作家之死的年代。
在文学式微、作家被漠视的时代，作家的被关注依靠的不再是作品，而是传媒对他们的关注程度。文学奖就是传媒与文学合谋的一个有力形式。每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依然是传媒所大力关注的，从评奖的启动一直到最后结果的公布、获奖作家的专访，俨然形成了一种规模宏大的“媒介事件”。③这种“节日性观看”毫无疑问是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是广大受众为之激动并期待的神圣时刻，虽然许多受众对此的关注是被媒体牵制着，而不是主动寻求，但这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媒体对受众的一种征服，成为群体情感的一种宣泄。传媒期望通过这一事件引起读者的关注，并显示出自身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而文学也需要借助传媒来彰显其“不死”的本质。作家不过是传媒和文化合谋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作家及其作品在整个事件中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正如鲁迅文学奖评委、学者洪治纲所说：“茅盾文学奖评了五届，三十多部作品还有几部是你想重新阅读的？鲁迅文学奖也一样，现在第四届了，到了第五届，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前四届，仅就小说这一块儿，你觉得还有十篇东西值得读就很不错了。” ④事实确实如此。传媒与文学的结合，实际上彰显出消费社会语境里文化经济与产业媾和后的一系列商业手法和俗套的特质。
二、作家身份的异化
长期以来，文学期刊是一个作家成长的基石。过去作家的出道大多先从文学期刊开始，然后才转入出版社，再然后才是影视之类。现在这个路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一些作者直接通过出书，赢得市场。这样便出现了文学出版中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书刊互动的“期刊同期书”现象。不少小说在《当代》、《收获》等刊物发表后，迅速地以小说单行本的方式出版，二者同步销售，有些小说甚至提前于刊物发表的时间出版。而更多作家则直接转身与影视结合，从事编剧工作，更有甚者，他们的写作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文学的脚本时代?，是“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黄发有语）传媒时代作家与媒体的这种关系充分说明，“由于任何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消费才得以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成功有赖于推销他们的产品，进而使得更多的受众认识和接受这些产品。所谓知识分子的成功也就转而成为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⑤
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图书出版中，作家的身份开始变形甚至扭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学吆喝”时代的到来。2007年初面市的美国图文故事书《我的抑郁症》的腰封上，赫然印着两行大字：崔永元作序推荐，著名作家王安忆翻译的第一本书，从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而蔡骏的小说《天机》第二季“罗刹之国”出版后，当他拿到给作者的样书时，意外地发现该书的腰封上印有这样的文字：“如果你爱蔡骏，你一定要看《天机》，因为《天机》是他一生无法逾越的高度！如果你爱悬疑，《天机》是中国悬疑里程碑！”如今，出版物铺天盖地，发行方为了出奇制胜，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于是，图书腰封，就变成了竞相“表演”的“舞台”。这两种图书腰封代表着当前图书出版中“文学吆喝”的两条路线，一是借作家（包括其他名人）助势，一是肆意夸大图书的内容。在这些活动中，作家似乎充当的只是一个幌子或招牌。出版商所出售的不再是书的内容，而是一种由作家身份所构成的奇观。“文学吆喝”作为一种媒介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现象，“不仅占据着受众日益增长的时间和精力，也为他们提供了梦想、幻象、行为、思维模式和身份认同的原材料”。⑥在这种吆喝的过程中，作家充当的不过是一种被叫卖的用来满足读者身份认同的“原材料”，是作为一个道具被出售。文学出版与传媒的相互勾结，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个文学出版奇观的时代，在这个奇观中，作家只不过是一种广告和消费的工具，他们以广告为中心，遵循媒介文化被高度商业化的原则，向奇观社会转变自身的身份，而这种身份在转变和适应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异化的趋势。
三、作家身份的裂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传媒的强劲崛起，读者的注意力开始聚焦于新兴的电子传媒，传统纸媒迅速下滑。在传媒空间的继续扩张下，传媒不断呼唤和制造自身的内容提供商——业余作家。这些业余作家在传媒的合力作用下逐渐成为媒体舞台的中心和焦点，并迅速地成为大众的“消费偶像”（鲍德里亚语）。市场经济条件下，写作成了一项体力劳动，作家与业余作家的写作相互竞争，甚至业余写作、通俗化写作超越了传统的内心写作而一跃成为主流，这种竞争使作家的身份渐渐发生了裂变。有人认为把专业作家拉下文学圣坛的始作俑者是王朔，在此之后，传媒的推波助澜进一步催生了各种名目的“作家”。从传媒对这些作家身份的命名来看，诸如学者作家、美女作家、美男作家、打工作家、80后作家、90后作家，这些对作家身份的界定和命名，本身就是一个混杂和不确定的过程。而2007年随着广东的打工妹郑小琼凭借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打工文学强势进入大众视野，一大批打工作家、打工诗人浮出文坛，2007年度俨然成了一个打工文学或者说底层写作的年度。然而，在这个浮躁的传媒时代，这种对打工文学和打工作家的关注，其实质并不是对这种文本意义的关注和阐释，其文本意义已经被传媒所遮蔽，而是对打工者与写作者两者缝合的这一种“打工者”身份的关注。曾经只属于社会精英的作家身份已经土崩瓦解，作家身份随着传媒扩张而发生着巨大的裂变，他们在传媒的渲染和助跑下迅速蹿红。
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和文学的式微，使得“作家”这一身份逐渐向外延伸，也越来越远离文学本身。早在20世纪70年代，德布雷就发现，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各种角色。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一种道义上的背叛，说明知识分子已经蜕变成“追逐名声的动物”。余秋雨可以说以作家的身份奠定和巩固了文化大散文的创作地位和声望，可除了作家这一身份以外，他还有许多其他的身份，领导、学者、评委、主持人、行者、院长、研究人员……最值得受众关注的是他与电视媒体的联姻。2006年凤凰卫视新推的节目《秋雨时分》由他担任节目主持人，而在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期间，作为综合知识问答环节的评委，余秋雨点评的内容甚至是点评时间的长短都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随着余秋雨逐渐以一种文化奶妈的姿态在电视上的曝光度越来越高，有人开始称他为电视学者。面对着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媒体制造的娱乐风潮的甚嚣尘上，一群作家以各种各样的专家、学者的身份出现于我们的荧屏中。而更多的作家转身进入了传统媒体，诸如报纸杂志，他们从一个“作家”蜕变为一个专栏作家，他们开始远离宏大叙事和深度思维，潜心转向一个个生活随感札记式的琐碎化写作中。他们不断透支自己作家身份的资本，为媒体制造一些阅读的趣味。于是，他们成为布尔迪厄所批判的那种“媒介常客”和“快思手”，在媒体所能带来的巨大声名和财富的诱惑下，他们假借着一个空洞的头衔，进行着各种伪装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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