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文学研究的生命视角
作者：汤学智
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朦胧诗潮为代表；80年代中期，以现代主义为代表；80年代后期，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
朦胧诗潮的主力是“老三届”中一批富有思想和艺术敏感的青年。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正当满怀激情准备到大学深造，然后报效祖国的时候，却猝不及防跌入十年文革的深渊，结果“丢失了”理想的“钥匙”，成为“迷途的”羔羊。浩劫过后，他们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迷茫，但并不失望，决心“要顽强地寻找”那丢失的“钥匙”。这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理准备，加之没有传统现实主义的习惯束缚（“文革”使他们未能系统地接受这个传统），以及粉碎“四人帮”后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得以自由地创造与抒发，形成以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为代表，以表达内心孤独、苦闷、失望、寻找、探索，艺术上大胆叛逆、积极创新为特征的朦胧诗潮。这一诗潮虽然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已越出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但严格说来它还只是通向现代主义的一种过渡。然而由于当时“左”的文艺思想还有相当基础，文学内环境尚不稳定，即便是这样的“过渡性”创新探索，还是引来一场剧烈论争。肯定者，谓这批青年作者是“崛起的诗群”，其诗作标志了中国诗歌一次“新的崛起”，“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④。反对者矛头主要对准肯定者的意见，认为这里所表现的是“一套相当完整的、散发着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宣言书”，实质则是“关系到诗歌要不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重大问题”⑤。结果，在这种严厉的政治性批评（批判）中，朦胧诗探索半途而废。
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先锋文学之于中国文坛，不仅有了现实需要，也具备了内在可能。所以经过两三年沉默，到1985年前后，猛然发力，再现高潮。很短时间内推出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无主题变奏》，马原《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残雪《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陈村《少男少女，一共七个》等一批很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这一次的主力军，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代年轻人。他们虽然赶上了“文革”，但没有老三届人那样深入参与，感受深刻，因此对历史对现实缺少了一份深沉的反思和自觉的责任，却又没有完全陷入消极悲观。他们曾经在新时期之初全民亢奋的时代氛围中汲取过伟大民族的精神滋养，而在迅即到来的经济、社会转型和精神震荡中，跌入心灵的“迷魂阵”：苦苦探求却不知所向，不甘自弃又觉命运难违，于是焦虑、怪异、矛盾，一面奋力挣扎，一面狂傲不羁，一面努力追求，却又不知“等待什么”，成为精神上的“异类”。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青年群体的问题。正是这种特殊的情感心理，促成他们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与艺术的深度链接，并借助意识流、象征、荒诞、心理结构、时空跳跃、淡化背景等表现手法，将自己的创作更真实生动地推进到那颗痛苦孤独的心灵之境，从而创生了中国式现代主义文学。
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以“突然袭击”方式登上文坛，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在现代主义大旗下不动声色悄然出场的。其成为气候，大约是1987年至1989年间。这时被称为“新生代”的先锋作家群逐步生成，主要包括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北村等。与现代主义作家群不同，他们基本上是1960年以后出生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文革”中度过，虽有聪明才智，却少有传统文化底蕴和“文革”灾难的切肤之痛。在他们的意识中，不仅“上帝”死了，“人”也放弃意义的“深度追求”，因此不愿再背负着无为的“自救”之旗，沉重的生活，而是以超然冷漠的心态，对荒诞的人生世界做静静的观察，叙说，玩味，调侃，或者连这些都不顾及，只把情智倾注到“叙事圈套”和“语言游戏”上。从先锋文学生命角度看，这其实是现代主义的“痛苦”走向极端之后的一种变异形态，是对巨大“痛苦”的一种无奈的超脱，背后应该藏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因之，优秀的后现代主义创作，将会给人类留下一份积极的文化遗产。
现实主义的新生，先锋主义的生成，使新中国雅文学打破现实主义“独霸”的格局，完成一次历史性“裂变”，由孤阴进到阴阳共生，有力强化了生命的内力。
其三，大众文学的再兴与发展。这里“大众文学”特指民间文学和俗文学，是与雅文学相对而言的。在文学生命中，民间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一样，原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环链，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文革”时期，二者均遭封杀。这种情况在新时期也很快得到改变。“文革”刚刚结束，大量关于“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民间笑话便从人民口头喷涌而出：有的鞭笞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有的揭露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真相，有的嘲笑他们不学无术的愚状，有的讽刺他们专横跋扈的丑态，辛辣幽默，入木三分。此后，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矛盾和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不断变化，新的口头文学也随之丰富着，发展着，内容日趋广泛，形式愈益多样。由于作品明白晓畅，爱憎分明，现实感强，蕴含着真正的民声、民意、民气、民魂，深受大众喜爱，常常不胫而走，家喻户晓，显示着强大持久的生命力。俗文学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悄然兴起，1985年左右形成高潮。这一新潮，适应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广大民众特别是开始活跃起来、紧张起来的市民阶层渴望消闲娱乐的精神需求，创销两旺，到1988年，全国通俗文学刊物达190余种。作品形式，既有长篇巨制，又有中篇短篇；作品内容，既有传统的武侠、清官、破案、言情，也有反映现实的经济犯罪、以权谋私、金钱崇拜、贩毒走私、车匪路霸、婚姻裂变、“倒爷”曝光，以及刑警侦破、除霸安民等社会关注的焦点，还有缉毒反间等国际题材；作者队伍，既有专门的俗文学写手，也有“客串”尝试的雅文学作家。发展迅猛，大有潮漫文坛之势。尽管难免泥沙俱下，但其主流，在对民众进行历史知识、传统道德、爱国主义教育，以及认识社会人生等方面，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再生和发展，使新时期文学（创作）恢复了雅、俗、民三位一体的完整格局。
以上表明，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新时期文学生命在创作领域已经彻底摆脱过去单一、窒息的困境，实现了从内到外的整体性进步，从而奠定了继续前进，并与世界接轨的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