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残酷”如何成为一种“另类”之美
作者：孙 葳
与主流文化的对抗或者妥协——残酷青春的诞生
“残酷青春”在多家大型网站的文化频道中被如此定义：指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都市的钢筋森林里畸形的存活，用毒品、酒精、暴行甚至毁灭对抗平庸的生活。
而首次把“残酷青春”作为春树创作特点的是诗人沈浩波。他曾在《〈北京娃娃〉后记：盲目而奋不顾身》中写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一部由处于青春状态中的作者写成的真正意义上的“残酷青春小说”。并且解释了“残酷青春”的涵义：“春树的‘残酷青春’不是一个文学中苍白的概念，而是一种由她本人构成的生活现实，是一种到今天还在发生着的生活现实，而春树本人甚至没有过多地去考虑她的这部小说所包含着的残酷青春的意味，她只是在一部由自己的生活和情绪构成的成长史(虽然当成小说来写），但她的生活经历和她的性格，使其一落笔就变成了一部咄咄逼人的残酷青春。”沈浩波强调的重心的就是“进行的状态”，即春树的生活本身以及生存方式就是“残酷青春”。
这里的青春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愉快、和谐、向上和部分叛逆的青春，不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马小军无法摆脱的成长的烦恼，也决不雷同其他“80后”作家如郭敬明、张悦然们有些矫情但被认为不可释怀的“明媚忧伤”，而是一种偏向极端个人的行为，有意识地对自身、他者、社会施行残酷的行为、表露残酷的态度，以示与主流文化的对抗。这种残酷表现在行为上主要包括对自己身体的戕害；对自我情感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混乱的性生活；忽视自己正常的心理感受，转而谋求一种下陷和堕落的快感；与他者（父母，男友，老师，同学等）相处的冷暴力，对群体的排斥，对类同的厌恶等等。就其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而言，“另类”是他们自我标榜的标签：如因不为主流接受而愤愤同时又因为与主流的不同而自命，以疏离大众标榜自己却又少有社会责任感，逃避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等等。在春树的作品中，残酷青春的种种“恶迹”比比皆是。春树的小说《红孩子》和《北京娃娃》的主人公林嘉芙从小学到高中辍学的成长轨迹，已经被评论界定义为一个“80后”出生的人在理想、情感、社会、家庭、欲望以及成人世界中奔突、呼号甚至绝望的历程。
就春树的创作来把握这种残酷青春，我们可以抽出如下几个关键词：都市病，教育，对抗，行动，撕裂。首先，“残酷青春”的诞生与当代都市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正是对都市病的反应。在小说《红孩子》中，春树用大段大段的章节回顾她的童年，小学三年级之前在乡村度过的日子。在那里“我”与自然的蓝天白云、树林小河、麦田蚂蚱有着天然的联系，遍布的亲友，友善的邻人和可爱的小伙伴为我提供了和谐的成长空间，但这个无邪而纯美的空间被现代都市中断，如作者在小说中表述的那样，“成长于这样无私的爱中的我长大之后再也无法感到满足，无论别人怎么爱我，我都觉得无法和童年时代的亲人的爱相比”，进而，“钢筋森林”里的大都市北京改变了“我”。其次，“残酷青春”也是代表主流文化意志的畸形教育催生的“恶之花”。与众多“80后”青少年成长的经历相仿，最初作者笃定要做一个“红孩子”，在一次采访中她解释道：“我是一个红孩子，内心渴望着激情的事业和理想。”作品《红孩子》中，在玫瑰学校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为止，“我”，林嘉芙，是这样的：“升旗典礼时唱队歌时我的声音最洪亮，队服最干净，表情最虔诚——我恨不得回到过去的红色岁月，当个送鸡毛信的小士兵。我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热情体育，热爱集体，心无旁骛，努力学习。课外书除了看《少年血》还看《少年赖宁》。”林嘉芙，依照主流既定的法则在按部就班地继续生活，极度渴望获得认同。然而班主任潘老师的批评促使她走向愈加的自卑和怯懦，儿时的创伤记忆成为青春撕裂的第一道伤口，敏感而多思的孩子始终无法走出自己设下的重重羁绊。由此开始，全书开始重墨书写“我变化和与变化作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对教育中权威意志的对抗，进而发展到对整个社会主流文化意志和主流文化方式的抵抗行动。林嘉芙用不惜损害自己的方式拒绝被主流文化格式化，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她变得伤痕累累。
如果仅仅就文本叙事的表层来看，春树的“残酷青春”似乎可以作为城市青年亚文化写作的代表，然而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因为从春树及其笔下的“80后”生活中，我们很难寻找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精神。“残酷青春”的内核无非如下：“她盲目而奋不顾身的追求着一切她认为好的东西，定义着她认为更好的生活”，而这种追求方式不过是不断地投入“爱情”，在一次次旋即失去的爱情中品味失重的感觉。即使她们亲历现实社会中的某些问题却并不追问这些问题的根源，也没有选择直面这些问题并介入到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问题或许还不在于采取“残酷青春”的应对模式，而在于这种应对是对世界的背离而非有力的反抗。所以无论是现实中的春树，还是作品中的林嘉芙，在拒绝主流文化价值意志的同时却又难以摆脱甚至歆享着更为隐在的文化主流的物质环节的诱惑。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渴望确立自己的身份,不愿意落入俗套，却又往往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成人世界的既定规则的迷恋。究其实质，他们貌似前卫的叛逆行为，看似“另类”的生存姿态，常常又不能不依附于主流文化所提供的物质生存空间。如此，“残酷青春”固然在表现形态上容易引起读者的震惊感，从而带来某种新鲜刺激的审美体验，但这种缺乏自觉的文化精神的生存方式，只能是在现实中束手无策者的被动反应，并不能成为一种一代人安身立命的文化空间，正所谓“残酷”之外，“青春”无路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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