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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动的裂变:评小说《龟裂》的批判意识

作者:罗振亚 宋保卫




  这种世事轮回的恶果,无疑是人类非理性存在的显现,是祖先原始生存状态的再一次浮现,是文明进化的一种倒退。作者对其的批判是严肃而犀利的,说明当人类为了一己的私欲,放弃文明的规范和束缚时,他只能落入苦难的深渊,甚至是自我毁灭。
  《龟裂》最为深刻精警之处是在守望与退却的抉择中,寄寓了对苦难叙述的批判。作者在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正是这些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相互纠缠与纷争,从而点燃了我要书写我的《家园三部曲》的欲望。如果所有的思想和主义都无从考证它的对与错,那么,至少我们应当学会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或许就是我最初要写这部《家园三部曲》的动因了。”正是基于这种简单却又真诚的想法,小说既流露出对家乡、土地的眷恋,也为这块土地上人的苦难生活欷歔不已;并且因“怒其不争”进而上升为一种理性的批判。“就写作苦难而言,这并不能证明小说就特别有价值,实际上,当今的小说一旦触及苦难主题,其内在都隐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它们表现苦难的目的、方式、动机和结果,都很难达到统一……书写苦难的青年作家乃是当代极少数的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们试图反映当今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揭示底层人的疾苦。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充当代言人的角色,行使文学的批判性功能。”{3}环顾当代文坛,我们不难发现有那么相当一批作家,在试图关注现实,反映人民遭受的苦难。《龟裂》的作者怀着对故土一种特有的感情,把苦难的土地之上人们的奋斗、迷惘以及堕落写得触目惊心;同时也传达了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极大伤害乡村生存环境的困惑与焦灼。“大地的记忆因为失血而开始模糊,大地的思维因为缺氧而开始混乱。它们像受惊的野鸡,把头夹在土地的裂缝里,失却了出路,又恐惧于退路。倒是那些处乱不惊的蚂蚁,夜以继日地搬家,不绝如缕,从高树、高山、高墙上浩荡而下,往河湾有水的地场迤逦而去。蛇与蜥蜴在迁徙,鸟群在迁徙,微生物在迁徙。荷塘村前的碧流河干涸了,袒露着河床坚硬的石头和龟裂的淤泥。村中央的千年古塘只剩下池中一眼泉水,涌着最后的泪。”这不仅仅是动物的迁徙,更是人类面临家园被破坏时艰难抉择的写照。不迁徙,就意味着踏实、安全地守护老祖宗荫蔽下的村庄,继续与灾难斗争,生命与财产听随天命,生活照旧贫穷简单;迁徙就可能将会远离灾难,使大家过上安全富裕的生活,但迁徙也是虚空、贫羸的精神生活的开始,真正漂泊人生的开始。这种对生活里到处充满的残酷悖论的揭示,也正是小说精神脉络走向的归结。
  应该说,作者如此严肃认真地反映当代社会的症结问题,彰显出的是他浓厚的“乡土情结”。一方面,他激情洋溢、不遗余力地唱着土地的赞歌,对乡村的纯朴人性和伦理情怀满含敬意;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正视乡村道德日益颓败和沦落的现实,因而不得不唱出对土地的挽歌。作品是在用文学关注乡村世界中的弱势群体,但作者已不再是悲天悯人的救世主角色,而是真诚地自我诉说,因为他本身就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对于当代作家来说,关注现实问题看似容易,实际上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这并不仅仅因为如今的整个文学界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在受到严重的削弱,日渐流失,更是由于人们觉察、指认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并不是文学所能够解决的。尤其是面对苦难主题,那种批判的冲动往往无法被主流文学所容许和吸纳,这也正是作者的忧虑所在;但是作者同时又坚信“历史往往在非主流文化遗迹中寻找真实”,所以忧虑归忧虑,他还是将批判性的笔触指向了苦难。
  在小说的后记中,作者曾经援引赫尔曼·布洛赫的观点,借以表达自己的创作理念:“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沙里途认为文学需要时间的淘洗,那些采取把现实虚幻化和仿真化的书写方式,以期文学与当代社会和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只有尖锐地“楔入”社会现实、拒绝与现实和解、真实传达个性与独立声音的作品,在历经磨洗后,才会永存于世间。在如今喧嚣、轻浮而平面化的文学背景下,他这种厚重、尖锐与充满激情的写作姿态,无疑是令人敬佩,充满着特殊意义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1}孟繁华《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2}马克斯·诺尔多语,引自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1885—1925》,1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陈晓明《表意的焦虑》,第41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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