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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2)
那年，不算上开销我们赚了七万五千块，生意做得太大，我不得不多雇些人手来帮我经营。其中之一是“蛇人”，当年大学的四分位。他不太满意目前在小球队当助理教练的工作，所以我就让他跟寇蒂斯—起负责疏浚和泄洪的工作。我得知高中的费拉斯教练退休了，于是，我就给了他一份工作，连同他那两个也已退休的打手训练员，一起负责船上和码头上的工作。 　　没多久，报纸得到风声，派了一名记者来采访我，做一篇类似“乡下孩子出人头地”的报导。报导是星期天见报，配了一张我和妈妈和公苏的合照，标题是：“正牌白痴在新奇海产实验中找到未来。” 　　总之，新闻见报之后不久，妈妈说我们得找个人帮忙她分担部分记账工作，因为，我们赚的钱太多了。我的确考虑了好一阵子，然后决定联络崔伯先生，因为他在退休之前就已做生意赚大钱。他很高兴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会搭下一班飞机赶来。 　　崔伯先生来到这几一个星期之后、他说我们得坐下来好好谈谈。 　　“阿甘，”他说，“你在这儿做出的成绩实在了不起，但是体的事业已经到了需要正正经经做些财务计划的时候了。” 　　我问他什么财务计划？地就说了这番话：“投资啊！多元化啊！听我说，照我看，下一个会计年度你的利润大约是十九万元。再下一年会将近二十五万元。这么高的利润必须做再投资，否则国税局会把你课税课得精光。再投资正是美国的贸易精髓呐！” 　　我们就照这样做了。 　　崔伯先生负责打点一切。我们成立了几个公司，一个是“阿甘贝类公司”，另一个是“公苏标本蟹类公司”，还有一个是“妈妈小龙虾食品有限公司”。 　　话说，二十五万利润变成了五十万，又过了一年，一百万，如此倍数成长，四年之后生意成了年利润上百万的事业。如今我们有将近三百名员工，包括“屎蛋”和“蔬菜”，他们在摔跤擂台上的风光岁月过去了，我们安排他俩在仓库搬运柳条箱。我用各种法子寻找丹恩，但是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倒是找到了摔跤经理人麦克，安排他负责公关和广告。他听从崔伯先生的建议，居然请了玛丽莲·梦露替我们拍电视广告——他们把她打扮成螃蟹模样，她跳着舞说：“尝过公苏的螃蟹才算吃过螃蟹！” 　　总之，生意做得非常大。我们有了一支冷冻卡车车队，还有一支虾、蟹和鱼捞船队。我们有自己的包装厂，一栋办公大楼，还大笔投资房地产，例如共同社区、购物中心和石油及天然气租权。我们甚至雇用了奎肯布希教授，那位哈佛大学的英文教师，他因为猥亵学生被炒了鱿鱼，我们让他在妈妈的食品公司当厨师。我们还雇用了古奇上校，我那趟荣誉勋章巡回之旅后，他就被陆军扫地出门。崔伯先生让他负责：“隐密活动”。 　　妈妈径自找人给我们盖了一栋大房子。因为，她说象我这样一个企业主管不该住棚舍。妈妈说，公苏可以继续住棚舍，看管池塘。如今我天天得穿西装，拎个公事包，活像个律师。我一天到晚要开会，听一大堆象小黑人语言似的屁话，人们管我叫“甘先生”等等的。木比耳市居然还赠我市钥，请我当医院和交响乐团的董事。 　　有一天，有几个人跑来办公室，说要请我竞选美国参议员。 　　“你是当然人选，”这家伙说。他穿了一件手工裁制的西装，吸着一根大雪茄。“大熊”布莱思手底下的前任美式足球明星、战争英雄、知名太空人、两位总统的密友——夫复何求？他问。他名叫克拉斯顿先生。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只是个白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反而更适合！”克拉斯顿先生说。“听我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好人。社会中坚份子，我告诉你！社会中坚份子！” 　　我不喜欢这点子，就跟我不喜欢旁人替我出那些点子是一样的，因为，旁人的点子往往到头来替我惹祸上身。可是，我告诉妈妈之后，她又泪眼汪汪，满脸欣傲，说她儿子要是成了美国参议员那就圆了她的天大美梦。 　　呃，宣布竞选的日子到了。克拉斯顿先生和另外那些人在木比耳租下了体育馆，把我拖上台，面对那些花五毛钱进场听我说屁话的观众。他们先陆续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然后轮到我。 　　“同胞们，”我开口。克拉斯顿先生和其他人已替我写了一篇演讲稿，待会儿观众还会有人发问。电视摄影机在转动，闪光灯迸爆，记者们在笔记本上振笔疾飞。我念完了整篇演讲稿，稿子不长，也没什么道理——可是，我又懂什么？我只是个白痴。 　　我讲完之后，记者席上一位女士站起来，看着她的笔记本。 　　“眼前我们正濒临核子危机，”她说，“经济衰败，全世界谴责我们，犯罪弥漫城市，天天有人挨饿，家庭不再信奉宗教，贪婪遍布全国，农民破产，外国人入侵，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工会腐化，贫民窟的婴儿生命垂危，税赋不公，校园混乱荒芜，疾病和战争像乌云笼罩我们——有鉴于这一切，甘先生，”她问，“依你看，什么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全场静得可以听到细针掉落地上。 　　“我要尿尿。”我说。 　　观众疯狂了！人们开始呐喊，欢呼、挥着手。从体育馆的后座有人开始唱口号，没多久，整个体育馆都在唱着。 　　“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他们吼叫着， 　　我妈一直坐在台上我的后面，这时，她过来把我从麦克风前面拖开。 　　“你该觉得羞惭，”她说，“竟然在公众场合这样说话。” 　　“不，不！”克拉斯顿先生说。“很好！群众爱死了。这句话将是我们的竞选口号！” 　　“什么话？”妈妈问。她的眼珠缩成豆大。 　　“我们要尿尿！”克拉斯顿先生说，“听听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平凡百姓这么亲近！” 　　可是妈妈不信这一套。“谁听说过有人用这种竞选口号来着！”她说，“这句话扭俗恶心——况且，它又有啥涵义？” 　　“这是一种象征，”克拉斯顿先生说，“想想看，咱们把它印在看板、招牌和汽车贴纸上。再做成电视和广播广告。这是天才之作啊。就是它。我们要尿尿象征了摆脱政府的迫害——排除这个国家所有的污秽……它代表了焦虑和即将来临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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