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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13岁生日那天，安妮·弗兰克收到的礼物里最让她高兴的是一本硬皮笔记本。於是，她开始在上面写日记。她津津有味地谈起自己、朋友、学校的考试、年老的数学教师，还有哈里，那个让安妮朦朦胧胧地感到羞怯的16岁小夥子。一切从她嘴里出来都显得那麼轻松。然而，她的父母是1933年从德国移居此地的德裔犹太人，在1942年6月的阿姆斯特丹，他们必须佩带黄色的大卫星，不能做电车，不能进电影院，不能骑自行车，8点钟后不能坐在花园里。但这一切都不能难倒安妮，生活像闪耀的阳光一样让她著迷。不久，厄运降临，一家人必须选择要么躲起来，要么听从盖世太保的招降。按你收拾的第一剑随身物品就是她的日记——还有她的卷发筒和学校课本。 　　几个月来，她父亲一直在准配藏身的地方——荷兰的很多老房子建有密室，这些密室面朝花园或天井，可以封闭起来，与外面隔绝。安妮父亲办公地酒楼里就有两层密室。此时，公司已经交给两个荷兰人打理。这两个人凭著勇气和对友谊的忠诚，接纳了弗兰克一家，使他们得以暂时躲过纳粹的搜捕。於是，安妮、她16岁的姐姐玛格特和她们的父母就在这里避难，深藏在不见天日的密室里：几天后另一家人也加入进来，凡·达恩夫妇和她们不满16岁的儿子彼得；再后来又添了一位名叫杜塞而的牙医。他们呢从此整天提心吊胆，轻言慎行。对一个生机勃勃的小姑年来说，这样的日子是要比大白天逼她上床睡觉还难熬的。原本各自生活的两家人在如此令人紧张和烦躁的情况下被强行扯在一起，日子更加难过。 　　在不能随意活动的日子里她都做了什麽呢？读书，读那些荷兰朋不断捎来的书，还有就是写日记，把她想对一个亲密朋友讲述的一切都写进去。随著盟军反攻日子的来临，她想，或许到了秋天，她便可以告别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校园。 　　确实，在秋天来临之前她真的离开了那里，但去的是一处集中营。1944年8月4日，盖世太保的魔抓终於伸到了他们的身上。人们后来在盖世太保留下的狼籍中发现了安妮那本珍爱的日记，并把它交给了她的荷兰朋友们。 　　就在那之前整整四个月的时候，她写道：“我想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后。”如今，那扇曾今藏匿她的们早已关闭，那个小姑娘——因无法遏制欢快的性格上课讲话，惹得老教师罚她写一篇以“话匣子”为题的作文——也已淹没在无痕的岁月里，可那深藏於一个孩子天性中的欢快、活泼和生机，却日久弥新。她深信日益临近她的是美好，是欢乐，是继续长大和学习的机会。“我很想帮帮你。”她总是对彼得说。“克你一直在帮我呀，”他告诉她，“用你的快乐。” 　　安妮日记最初部份记录的是这个女孩刚开始用自己的朦胧的理性观察世界的时候。这个天性热情的孩子，每天一睁眼，看到的是囚牢一样的四壁。四个大人还要把她当成唯一对象，来宣泄他们神经质一样的焦躁，安妮当然不会轻易驯服；她凭著孩子气的骄傲，很容易地就明白了大人么的企图：无非是想让这个热烈、善良的孩子变得乖巧、讨人喜欢一些。 　　在日记里，她自然、透明地分析著自己和同伴的本性。在压抑的环境中她快速成长，用心体会她周围低沉、紧张的气氛，甚至琢磨出如果假装虚伪一点，日记就会好过一些——当然，她没有这麼做。她学习的是人类课程里最难的一课——超脱。同时，她灵魂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告诫她，她就要死了，但她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麽，她有她的信仰，她有心中的爱情。还不到15岁，她就写道：“我感觉我是个女人，一个拥有道德力量和勇气的女人。” 　　又一次，她梦见了彼得，一个她孩提时爱慕的人。这个梦预示著她对彼得·凡·达恩滋生的特别情意。初见彼得·凡·达恩时，她觉得他是个又乏味又愚笨的家伙。可没过多久，大概一年半吧，两个孤单的少年，带著羞怯，走得更近了。两个渐渐以亲昵的姿态接触；她学会了系那个他秦苏；她在日记里记下他对自己的每一句赞美，并因此喜不自禁。在日记里，她意见单、平静的风格，记录了两人像孩子一样玩耍、共处时，她感受到的心灵的撞击。 　　安妮是个天生的作家。她生动地勾勒出几件毫无舒适可言的房间，房间里的氛围和气味，夜间持续几个小时的恐怖，八个人同处一室的尴尬。这些描绘都渗透著她天性里的活泼和漫不经心的从容。分享她房间的牙医杜赛尔先生的怪癖，她善良、聪明、富有魅力的父亲，她说话带刺、没有耐心的母亲，她好心的姐姐，好激动、一生气的凡·达恩一家——她把他们看得很清楚，并总是到这一种成年人才有的公正和怜悯。对风云莫测的日子里她心里捉摸不定的情感，对自己体内弥漫的青春气息，对众人幽闭在陋室的感受，她都能找到贴切又动人的词语。 　　安妮的日记坦率、透明，没有装腔作势，没有无病呻吟，即使在她面对自己谈论自己的时候。她只是个少不更事的小姑娘，在长辈们向她施压时，只有装傻——可在背后，她仍在探寻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就好像知道来日无多，必须抓紧一样，她一路狂奔。就这样，一个在学校里因新歌欢快受人欢迎的孩子，在无人赞许的环境下学会了为人处世。在爸爸妈妈不理解她的时候，她表现得很冷静，把这个问题握在手中，反复掂量，最终平静地把它搁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在仅仅来那个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这个女孩子在内心成长的路上走得这麼远，并在日记里将自己的成长著么丰富地展露出来。 　　她到底走了多远呢？她死於1945年3月伯根-贝尔松的集中营里，荷兰解放前两个月，本该属於她的16岁生日的前三个月。 　　哑然无语。纳粹怎麼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所有的罪责都一股脑儿地砸向某个民族或党派就完事大吉了呢？不，著无济於事。我们要问的应该是：是什麽力量驱动他们做出正阳的事情？是什麽力量驱使一个人要如此蔑视他的同胞，以至於让她确信，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政治上的对手，就用该，就必须，被像一样对待并被彻底扑杀呢？ 　　驱动他们的是一种信条。人类很早就学会了如何让某种信条封堵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样他们就能无视与受害者的痛苦。他们认为人类的存在要从属於历史的目的。为了他们所效力的未来，他们有权牺牲一代人、两代人，在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面前充当天意的代言人。 　　然而，在成千人死难后，人类精神之花真的必将绽放吗？是不是只要统治者够理性、购物请，人类就可以被塑造成理想的摸样呢？德国人相信，只要致这个可爱的孩子于死地，就朝著他们要实现的未来又迈进了一步。在饥饿和悲惨中，在伯根-贝尔松，安妮·弗兰克走了，走进了一座千万人垒起的坟茔，随即带走了一项有关人类的构想。正是这些构想令它的子民们去折磨和杀戳。折磨和杀戳，只为一个妄想。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孩子伴随著泪水、耐心和欢乐，在自己身上不断耕耘，幸福而真诚地微笑著，即使在贝尔松，即使在她无力抗拒人类的虚妄时，也不曾失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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