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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从星期天到现在时间好像一下子过去了好多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都翻转了。但我还活着，凯蒂，这是最要紧的，爸爸这么说。 　　是的，我确实还活着，但别问在哪儿，怎么活。你肯定摸不着头脑，那就让我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跟你讲起吧。 　　三点钟（哈里刚走，不过稍后又回来了）有人按前门门铃。我当时正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的走廊里读书，所以没听见门铃声。稍后，玛格特一脸激动的样子出现在厨房门口。“党卫队给爸爸送来了招集令，”她低声说道，“妈妈已经去见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公司同事。）我十分震惊，招集令？谁都晓得那是什么意思。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集中营和阴森森的牢房的画面——我们会让他受此厄运吗？“他当然不会去的，”玛格特说得很肯定，一边和我一起等着。妈妈去找凡·达恩家商量我们要不要明天就搬到藏身的地方去。凡·达恩一家会和我们一起走，所以总共会有七个人。沉默。我们都说不出什么话了，心里惦记爸爸，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了，他当时正在乔德赛·恩瓦利德（犹太福利院）探望老人；也在等妈妈，炎热加上心头的悬疑，一切使我们充满了畏惧而又沉默不语。 　　突然门铃响了。“这是哈里，”我说。“别开门。”玛格特拦住我，紧接着听到楼下妈妈和凡·达恩先生跟哈里说话的声音，我们这才松了口气，接着他们进来了，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每次门铃响，我和玛格特都会轻轻地猫着身子看是不是爸爸，别人谁也不开门。 　　后来玛格特和我被支出了房间。凡·达恩想和妈妈单独谈谈。当我们俩单独待在卧室里的时候，玛格特告诉我招集令不是发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这下我就更害怕了，并哭了起来。玛格特16岁，难道他们真的要把这种年纪的姑娘单独带走吗？感谢老天爷她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讲的；爸爸跟我谈到我们要躲起来的时候也一定就是这个意思。 　　躲起来——往哪躲呢？是个小镇还是乡下？是大房子？还是小农舍？什么时候？怎么走？在哪里……我知道这都是些不允许问的问题，可我的脑子怎么也赶不走它们。玛格特和我开始把一些最要紧的东西往一个书包里装。我放进去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卷发筒、手帕、课本、梳子、过去的信；我收拾着这一件件最奇妙的东西，心里想着我们就要去躲起来了。但我不难过，对我来说回忆比漂亮的衣服更重要。 　　五点钟爸爸终于到了，我们打电话给库菲尔斯先生问他晚上是否能过来一趟。凡·达恩出去找梅爱朴。梅爱朴从1933年以来就一直和爸爸共事，已经是老朋友了，她的新婚丈夫亨克也一样。梅爱朴用她的包装了一些鞋子、外套、大衣、内衣和袜子走了，并答应说晚上会再来的。接着寂静降临整幢房子，大家谁也没心思吃东西，天还不热，一切都显得特别怪异。我们把楼上的一间大屋子租给了一个叫古德施密特的先生住，他是个三十几岁离了婚的人。可偏偏在这个特别的晚上他好像特别闲，要是不动粗我们简直就赶不走他；他一直赖到十点钟。十一点梅爱朴和亨克·凡·森腾到了。同样，又一批鞋子、袜子、书和里面的衣服被塞进了梅爱朴的包和亨克的深口袋里。十一点半他们再次消失。我已经困死了，尽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晚上睡在我自己的床上了，但我还是倒头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叫醒我。幸亏天气没有星期天那么热；热乎乎的雨下了一整天。我们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好像马上要去北极似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尽可能随身多带走一些衣服。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想不到我们会拎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出门的。我身上穿了两件背心、三条扎口短裤、一件上衣，外面再套上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夏季风衣，还有两双袜子、一双系带的鞋子、毛线帽、围巾，还有哩；还没动身我就快闷死了，但谁也没说什么。 　　玛格特把她的课本塞进书包里，骑上自行车紧跟在梅爱朴后头消失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那个秘密的藏身地在哪里。七点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了。莫蒂，我的小猫咪，是唯一跟我道别的生灵。她会跟她的邻居过上好日子的。这都写进了一封留给古德施密特先生的信里。 　　厨房里有一磅留给猫的肉，早餐用具都搁在桌子上，床已经被扒得光秃秃的，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我们在狼狈中撤离的印像。但我们已经顾不上印像了，我们一心只想着离开，只想着逃走并安全抵达。明天继续。 　　你的，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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