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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写日记是一种独特的感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从来不曾写过,而且我还认为,将来无论是我还是别人,谁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学生的自白感兴趣。其实这并不重要,我就是想写,尤其想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纸比人有耐心。有一天,我情绪有些忧郁,双手托着脑袋,无聊地坐在桌旁,打不起精神,不知道出去呢或是留在家里好,最后我还是坐在原地不动,继续胡思乱想,这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谚语。确实是这样,纸是有耐心的!再说,我并不打算把这本叫做“日记”这样一个好听名字的硬皮本子在什么时候拿给什么人看,除非我有一天找到知心的朋友,因此那也无所谓。

  现在我已说到为什么要记日记了:我没有一个朋友。

  为了更清楚一些,这里要加以说明,因为没有人会理解一个十三岁的少女竟会感到这样孤独。这也不是真的。我有可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我认识的或者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加在一起至少有三十个。我有一群追求者,他们琢磨我的眼神,甚至需要时在班上用破的小镜子来瞟我一眼。我有亲戚和一个美满的家庭。不,看来我什么也不缺,除了知心的朋友。同熟人在一起,除了说笑打闹、扯扯家常之外,永远不可能再亲近一点。问题就在这儿。也许无法推心置腹也有我的责任。反正情况可惜就是这样,我又无法改变。因此,就有了这本日记。

  为了更加增强我的幻想中向往已久的知心好友的想法,我不愿像别人那样只记一些事实,而是要使这本日记做我的知心好友,而这个好友名叫吉蒂。

  我的经历!(真傻,这种话少不了。)

  要是我没头没脑地开始,没有一个人会理解我对吉蒂讲的话,因此我尽管不愿意,还是不得不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生活经历。

  我的父亲,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一位父亲,三十六岁才和我的母亲结婚,那时她二十五岁。我姐姐玛戈特1926年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生。接着我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我在法兰克福住到四岁。因为我们是犹太人,父亲在1933年来到荷兰。他当上了生产果酱的荷兰奥培克塔公司的经理。母亲埃迪特·弗兰克·荷兰德在同年9月也去往荷兰,玛戈特和我去亚琛,跟外婆同住。玛戈特12月到荷兰,次年2月我到荷兰,被当做送给玛戈特的生日礼物放到桌上。

  不久我就进了蒙特梭里小学附属幼儿园。在那里呆到六岁,之后就上小学一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是校长库佩鲁太太。毕业离校时我们难舍难分地告了别,两人都流下了眼泪。我进了犹太女中,玛戈特也在这里上学。

  我们的生活并非平安无事,因为留在德国的亲人没有幸免于希特勒镇压犹太人法律的迫害。在1938年的大屠杀以后,我的两个舅舅逃到美国去了。外婆来到我们这里,那时她七十三岁。

  1940年5月以后每况愈下:先是战争,后是投降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进攻荷兰。5月14日,荷兰投降。,德国人进驻,犹太人开始受苦受难。反犹太人的法律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的自由大受限制。犹太人必须佩带一颗黄色六角星;犹太人必须交出自己的自行车;犹太人不许乘坐电车;犹太人不许坐汽车,开私人的汽车也不行;犹太人只准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买东西。犹太人只能上犹太人开的理发店;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犹太人禁止上街;犹太人也不得在花园里或阳台上逗留。犹太人禁止到戏院、电影院或其他娱乐场所去;犹太人禁止去游泳池、网球场和曲棍球场或其他体育场;犹太人禁止划船;犹太人禁止在大庭广众之中从事体育活动;犹太人晚上八点以后禁止坐在自己或朋友的花园里;犹太人禁止到基督徒家中去;犹太人只能上犹太学校,诸如此类,等等。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我们的日子就这样过下去。贾奎琳老是对我说:“我已经什么也不敢做了,我怕那是不准做的。”

  1941年夏天,外婆病得不轻,必须动手术,因此我的生日没有什么庆祝。1940年夏天也没有过好,因为荷兰的战争刚刚结束。外婆在1942年1月去世。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想她,一直还多么爱她。后来1942年这次过生日,也就是为了补偿这一切,外婆的蜡烛也同时点亮。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一直还不错,我就这样迎来1942年6月20日,这一天就是我正式启用日记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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