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_癌症楼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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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是的。” 　　东佐娃和汉加尔特不知道：在这几个月里，阿佐夫金除了按规定打针吃药以外，还总是苦苦哀求每一个接班的护士和每一个值夜班的医生另给他一点安眠、止痛的药粉、药片。阿佐夫金把这些药物储存了起来，塞满了一只小布袋，就是准备在医生对他绝望的这一天，为自己留下一条解脱之路。　　“你应当休息一下，科连尼卡……休息……” 　　病房里非常静，所以鲁萨诺夫这样叹了口气就格外听得清楚，他放下捂着脸的双手，抬起头来说道：　　“我让步，大夫。打针好了！” 　　第五章医生的焦虑　　当我们觉得一团看不见的、但是浓密而沉重的迷雾进入胸膛，把那里的一切都紧紧地裹起来，向中间挤压的时候，该把这种感觉称做什么呢？懊丧？压抑？在这种时刻，我们只感觉到这团迷雾的收缩、凝聚，一时间甚至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这就是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巡诊结束后跟东佐娃一起下楼梯时的感觉。她心里很难受。　　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再分析一下是有好处的：这一切都是由于什么？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原来她是在为妈妈担心。放射科的3个主治医生私下里提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时管她叫妈妈。就年龄来说，她可以做她们的妈妈，因为她们都还不满月岁，而她已接近50。此外，还由于她在工作上对她们的热心培养：她严于律己，一丝不苟到近乎求全责备的程度，并希望3个“女儿”也都能具有这种一丝不苟和求全责备的精神；她是精通爱克斯光片诊断和爱克斯光放射治疗的屈指可数的专家之一，不顾时代的趋向和知识范围的精细分划，一心要她手下的主治医生也能把握两者。她没有留一手，没有什么不传授给她们的秘密。当薇拉·汉加尔特时而在这一方面时而在那一方面表现出比她思想更活跃、感觉更敏锐的时候，“妈妈”尤为高兴。薇拉从离开医学院校门到现在，已在她指导下工作8年了。她觉得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全部力量——把哀求救助的人从死神的怀抱里夺回来的力量，统统来自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　　鲁萨诺夫这个人会给“妈妈”招来极大的麻烦。得动动脑子，豁出脑袋可不行。　　咳，要是只鲁萨诺夫一个人，倒也没什么！任何一个居心叵测的病人都有可能这样做。要知道，猎狗一旦被呼唤就会趴不住，必往前冲。这不是水上的波纹，而是记忆里的犁沟。它可能被后来撒上的沙子填平，但只要别人再喊一声，哪怕喊的是酒后狂言：“打医生！”或者“打工程师！”——棍子已经握在手里了。　　乌云虽然已经飘走，但这里那里还残留着团团疑云。就在不久前，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司机因胃部出现肿瘤住在她们医院里。他属于外科的病人，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本来跟他毫不相干，但是有一次她值夜班，晚间巡诊的时候，此人诉说他睡不着觉。她给他开了淇梦拉，可是，当她从护士那里得知，这种药只有小包了，就说：“一次给他两包好了！”病人把药收下了，毅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甚至没有注意他那异样的眼神。这事她本来是不会知道的，但医院里的一个女化验员跟这个司机是邻居，到病房里去探望过他。神情紧张的化验员跑来告诉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司机没把那药粉服下去（为什么一次开两包？），他一夜没睡。而现在他又盘问化验员：“为什么她姓汉加尔特？你把她的情况详细谈谈。她想毒死我。对这个女人可得研究研究。”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等了好几个星期，准备接客研奔。在这几个星期里，她可要毫不懈怠、准确无误、甚至精神振奋地作出诊断，毫厘不差地开出药量，用眼神和微笑去鼓励落进这个声名狼藉的癌圈子里的病人，随时担心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投来这样的目光：“你不是下毒的凶手吧？” 　　今天巡诊时还有一件事使她特别难受：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病人中治疗效果最明显的一个，不知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对待他非常亲切，可恰恰是他向“妈妈”提出了那样的问题，怀疑她存心不良，拿他作试验。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离开巡诊病房的时候也心情沉郁，她也想起一桩不愉快的事情。那件事是跟最爱闹事的女人波林娜叶·沃奇科娃有关。有病的倒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儿子，可她陪着儿子住院。给她儿子做了手术，切除一个体内肿瘤。那天她在走廊里缠着主刀大夫，要求把儿子的肿瘤给她一小块。假若她碰上的不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不定她真的会弄到手。而她下一步的打算是，把这块东西送到别的医院去，在那里检验诊断是否正确，要是与东佐娃作出的最初诊断不符，她就勒索钱财或者向法院起诉。　　这样的事在她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里都不是只有一件。　　此时，巡诊结束之后，她们便去把当着病人的面不便说的话说完，并作出会诊决定。　　13号楼的房子不够用，为放射科医生们连一间小房间也腾不出来。她们既不能待在“伽马炮”操作室，也不能待在12万和对万伏特的长焦距爱克斯光照射室。爱克斯光片诊断室里虽然有地方，但那里太暗。因此，她们把处理日常事务、写病历和其他档案材料的桌子放在短焦距爱克斯光器械室——似乎她们在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与令人恶心的爱克斯光空气及其异味、异热接触得还嫌太少。　　她们来到这里，在这张没有抽屉、做工粗糙的长桌子旁并排坐了下来。滚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翻阅住院病人的病历，包括女病人的和男病人的，把她自己能够处理的和需要跟大家一起研究的分开。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闷闷不乐地望着面前的桌子，下唇微微撅出，手中的铅笔轻轻地敲着桌面。　　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时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她，但始终没下决心去谈鲁萨诺夫、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及医生们的共同遭遇，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没有必要多说，而要说的话倒有可能说得不太中肯、不够婉转，不仅不能给人以安慰，反而会触到痛处。　　终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说道：　　“最令人恼火的是我们无能为力，不是吗？！”（这可能指今天察看过的许多病人。）她又用铅笔敲了几下。“而事实上哪儿也没出差错。”（这可能指阿佐夫金和穆尔萨利莫夫）“诊断时我们曾有过动摇，但治疗是对头的。我们也不能采用较小的剂量。我们的事都被那只桶给毁了。　　原来如此！她想到的是西布加托夫！是的，常常会遇到这样难以收到治疗效果的病症：你消耗的是3倍创造性的精力，而要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却无能为力。西布加托夫最初被放在担架上抬来的时候，爱克斯光片子显示出整个骰骨几乎都已彻底破坏了。之所以难以确诊，是因为最初认为是骨瘤，甚至清教过一位教授，而后来才逐步弄清楚是巨细胞肿瘤，骨头里已出现液化现象，整个能骨被一种胶冻样组织所取代。然而，治疗是对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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