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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谁给谁当助手,谁管输血,他们都分配好了。结果不可避免地又是安热莉娜给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当助手。这就意味着,明天她又将站在他的对面,而手术护士将在旁边走动,她不是去考虑下一步该递什么工具,而是斜眼看着安热莉娜,安热莉娜则将冷眼观察他跟手术护士的动静。那位护士也有点神经质,惹不得,她甚至能把没有消过毒的缝线拿来用,于是整个手术就会失败…值些该死的娘儿们!她们就是不懂得男人的普通规则:在工作岗位上不能……

  粗心的爹妈在生下这个女儿的时候给她取名安热莉娜,却没有想到她长大了会变成怎样一个魔鬼。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斜瞅着她那尽管有点像狐狸的招人喜欢的脸蛋儿,真想用和解的口吻说:

  “您听着,安热莉娜,或者安热拉,反正您喜欢什么我就叫您什么!要知道,您并不是完全没有才能。假如您不是把才能用于找对象,而是用在外科学上,那您必定会干得相当不错。听我说,咱们可不能闹别扭,要知道,你我是站在同一张手术台旁边的…,,

  然而,她会把这番话理解成:他终于招架不住,准备投降了。

  他本来还想详细介绍昨天的审判会情况。但他只是在吸烟的时候向叶夫根尼姬·乌斯季诺夫娜简单地说了几句,至于对这些同事,他甚至提都不想再提。

  他们的工作安排刚一结束,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便站起来,点上了一支烟,接着就大幅度摆动两只长胳膊,让白大衣紧绷的胸膛劈开空气,沿着走廊向放射科快步走去。他想把整个情况单单告诉藏拉·汉加尔特。在近焦距器械室他见薇加正跟东佐娃坐在同一张桌旁阅读文件。

  一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你们该休息啦!”他过去就说。“请递给我一把椅子!”

  他把椅子往自己屁股底下一放,便坐了下来。他本打算高高兴兴像朋友似地聊聊天,但发现气氛不对:

  “这会儿你们似乎不怎么欢迎我,是吗?”

  东佐娃淡淡一笑,手指转动着那副角质宽边眼镜:

  “恰恰相反,我正不知道该怎样讨您的好呢。您肯给我动手术吗?”

  “给您?决不!”

  “为什么?”

  “因为我要是把您宰了的话,别人就会说我是出于妒忌,因为您的放射科比我的外科成绩好。”

  “一点也不是开玩笑,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我是认真地问您。”

  的确,很难想像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还会跟人开玩笑。

  薇加坐在那里,神情忧郁,身子紧缩,两肩拱起,似乎有点怕冷的样子。

  ‘“近日内我们就要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检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原来她早就感到胃疼,可她一直不说。自己还是个肿瘤专家呢!”

  “不消说,您已经收集了所有的证据,证明您那里是癌噗?”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从一鬓延伸到另一鬓的奇异眉毛弯曲起来。在毫无可笑之处的最普通的谈话中,他的表情总是带有嘲弄的意味,只是不知嘲弄何人。

  “还没收集齐全,’东佐娃承认。

  “都是哪些,能举个例子吗?”

  她说出一些症状。

  “证据不足!”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指出。“正如拉伊金所说的那样:远远不足!等薇加奇卡在诊断意见书上签了字,咱们再好好谈谈。我不久就会被派去主持一所医院的工作,那时我想把薇加奇卡带去当诊断医师。您放不放?”

  “薇加奇卡我可绝对不放!您带别人吧!”

  “任何别的人我都不要,只要薇加奇卡!否则给您开刀又图什么?”

  他说说笑笑,不知不觉把一支烟抽到不能再抽的地步,可心里想的却完全是正经事。正如那个科里亚科夫经常说的:年轻的没有经验,年老的精力不足。但汉加尔特目前(和他自己一样)正处在顶峰时期:经验的稳子已经灌满了浆,精力的茎秆茁壮结实。他眼看着她从一个小姑娘似的住院医师成长为如此干练的诊断医师,以致对她的信任不亚于对东佐娃的信任。有了这样的诊断医师,外科医生纵使是个怀疑论者,也尽可高枕无忧。只是女人的这个顶峰期比男人的短。

  “你哪儿还有点心吗?”他问薇加。“你反正吃不下,还得带回家去。让我吃了吧!”

  玩笑归玩笑,夹干酪的面包片当真出现了,他一边开始自己吃,一边劝别人也吃:

  “喂,你们也来一点!……昨天我去参加了一次审判会。你们真该去参加,大有教益!是在学校里进行的。到会的有四百人左右,要知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男孩因肠套结发生梗阻,需要开刀。手术做了。孩子活了几天,已经能做游戏!——这是确定的事实。忽然又发生局部梗阻,结果孩子死了。在调查过程中那个可怜的手术大夫被折腾了8个月,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看他怎么给病人做手术的!现在,出席审判会的有市卫生局里来的人,有全市首屈一指的外科大夫,有来自医学院的公众起诉人,你们听见了吗?这公诉人猛攻‘白大褂’的犯罪态度!把家长也拉来作证,——也算是找到了证人!什么连被子都盖得歪斜了,反正什么蠢话都有!而群众,我们的公民,坐在那里眼睛都气鼓了:瞧,这些混蛋医生!而听众里面也有医生,我们完全明白事情有多么荒唐,明明看到这是个泥沼,却又扭转不了局面:要知道,这是在把我们自己往泥沼里抱,今天你倒霉,明天也许就轮到我!而我们谁也不吱声。如果我不是刚从莫斯科回来,大概也会一言不发。但在莫斯科呼吸了1个月的新鲜空气之后,我的好多观念似乎都起了变化,原先以为是生铁浇铸的隔墙不料竟是朽木的。于是我就跳出来发了言。”

  “那里可以自由发言?”

  “嗯,有点像辩论会。我会:你们煞费苦心地安排这么一场戏来演,不觉得害臊吗?(我就是这样放的炮!他们企图制止我:‘不许他讲!’)你们以为医疗错误容易发生,而审判错误就不容易发生是不是?!要知道,这一事故应是科学分析的课题,而决不是审判的对象!应当只把医生们召集起来,进行专业性质的科学分析,无须他人参加。我们外科医生每星期二、星期五都要冒险通过布雷区!我们的全部工作都应是建立在对我们信任的基础上,母亲应当信任地把孩子托付给我们,而不是到审判庭上来作证!”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即使这会儿也激动不已,只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颤动了一下。他忘记了干酪面包还没有吃完,撕开只剩下半包烟的包装纸,抽出一支点上,吸了起来:

  “而这个手术大夫还是个俄罗斯人呢!倘若他是日耳曼人,或者是犹太人,”他掀起嘴唇把“犹”字说得很轻又拖得很长,“那岂不有人会喊:‘绞死他,还等什么?’……不少人为我鼓掌!想想看,怎么能沉默呢?既然绞索已经套到了脖子上,那就应该把它扯断,还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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