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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检查并不是在通常那种肃静的工作气氛中进行,间或由医生发出简短的指示。其间,奥列先科夫不断地说着笑话,时而跟两个年轻的助手,时而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打趣,时而拿自己开心。他谈到自己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怎样因闹事而被撵出剧院。当时,年轻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正在首次公演《黑暗势力》,扮演阿基姆的那个演员柳鼻涕以及倒开包脚布的动作做得如此逼真,以致多尔米东特和他的一位朋友嘘了起来。他说,从那时起,每次到莫斯科艺术剧院,总担心被认出来而再次被撵走。大家也都尽量多说话,免得在这种无声的透视检查之间的空隙出现令人压抑的场面。不过,东佐娃能清楚地听出,汉加尔特说话有点勉强、干巴,对薇加她可是十分了解的!

  然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岂不正是希望这样!她抹了抹喝过钡餐乳酪的嘴,再次宣称:

  “不,病人不应当了解全部情况!我一向这样认为,现在也是如此。等你们需要讨论的时候,我就离开这个房间。”

  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于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了出去,试图找点事情做。她一会儿给放射科实验员当帮手,一会儿又帮助整理病历,要做的事情很多,然而今天她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不一会儿,里边又叫她了,于是她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进去,希望他们以令人高兴的消息迎接她,希望感技·汉加尔特会如释重负地拥抱她和祝贺她。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而只是又按照指示转动身体,接受检查。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在对每一项这样的指示照办的同时,又不能不加以思考,不能不试图作出解释。

  “根据你们的检查方法我就知道你们在我身上寻找什么!”她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

  她是这样理解的:他们怀疑她的肿瘤不是在胃本身上,也不在幽门,而是在责门那里,——这是最麻烦的部位,因为动起手术来需要部分打开胸腔。

  “噶,柳多奇卡,”黑暗中响起了奥列先科夫浑厚的低音,“是您自己要求作早期诊断的,现在您又觉得我们的检查方法不对头!要是您愿意的话,咱们就等上3个月,那时我们很快就会把结果告诉您,您说好不好?”

  “不必等啦,谢谢您提出的等3个月的建议!”

  下班前,主要的爱克斯光大片子已冲洗了出来,她也不愿看。她失去了平时那种男子汉式的果断动作,软瘫在椅子上,处在一盏明亮的灯下,等着听奥列先科夫的总结发言——听他的发言、决定,而不是听诊断!

  “好吧,是这么回事,尊敬的同行,您听着,”奥列先科夫善意地拖长了声调,“几位权威人士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而他的眼睛却从紧准着的眉毛下面注视着东佐娃惶惑不安的神情。他本以为,意志坚定的东佐娃会在这场考验中显示出更大的毅力。岂知她的软弱出乎意料,这就再一次证明奥列先科夫的见解是有道理的:现代人在死亡面前束手无策,拿不出任何武器去对付死亡。

  ‘那末谁的意见最为悲观?’东佐娃勉强微微一笑。

  (她心里希望不是他!)

  奥列先科夫两手一摊:

  “持悲观的看法是您的女儿们!瞧,您是怎么培养她们的。而我对您的看法还是比较乐观的。”他的嘴角略略扭曲了一下,不过这是一种充满了善意的表情。

  汉加尔特坐在那里,面色苍白,仿佛在等候决定她自己命运的结论。

  “好吧,那就谢谢了,”东佐娃觉得稍微轻松了些。“而现在…该怎么办呢?”

  有多少次啊,病人们在稍事喘息之后等着听她的结论,而这结论始终建立在理智、数据的基础之上,这是按逻辑推断出来。经过反复验证的结论。然而,这片刻的喘息实际上掩藏着多少恐惧啊!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柳多奇卡,”奥列先科夫声音浑厚地说,给人以安慰。“须知世界是不公平的。假如您不是自己人.毫无疑问,我们马上会把您连同可供参考的诊断意见书转给外科医生去处理,他们就会把您身上某个地方切开,顺便带走点什么。有那么一些蠢才,他们不从腹腔里带走什么纪念品是不肯罢休的。不过,切开以后,谁的意见正确倒也就清楚了。但您毕竟是自己人。在莫斯科,在爱克斯光放射学研究所里有我们的连带奇卡,还有谢廖沙。因此,我们才这样决定:您去那里一趟,怎么样?……嗯?让他们看看我们所提供的书面意见,他们自己再给您检查一下。这样也就可以集思广益。如果需要开刀,在那里开刀也比较好。总的来说,那里的一切条件都比较好,您说呢?”

  (他说的是:“如果需要开刀”。这意思是不是也许不必开刀…还是相反,更糟些……连开刀也…用不着了……)

  “这么说,”东佐娃明白了,“手术很复杂,你们不敢在这里做,对吗?”

  “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奥列先科夫脸色沉了下来,一口否认。“请不要在我的话里寻找别的意思。我们无非是想为您…该该怎么说呢?…为您找找门路。如果您不相信,那就……”

  “哎,”他向桌上一摆脑袋,“拿爱克斯光片自己看看好了。”

  是啊,这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片子拿过来进行分析。

  “不,不,”东佐娃坚持不去接触爱克斯光片。“我不想看。”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他们征求了院长的意见。东佐娃到共和国卫生部去了一趟。不知为什么那里一点也没有耽搁,马上就批准了,给她开了介绍信。这样一来,在她工作了20年的这个城市里,事实上已不再有什么事情拖住她了。

  在向所有的人隐瞒自己的病痛时,东佐技明确知道:只要向一个人说穿,事情就会再也控制不住,一切就会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日常生活中那些如此牢固、如此持久的纽带,甚至不是在几天之内,而是在几小时之内就断裂了。作为医院里和家里的顶梁柱,她现在可是要被取代了。

  我们是如此依恋大地,竟不能在大地上完全站稳…

  现在还有什么好磨蹭的?就在那一个星期三,她跟即将代理放射科主任职务的汉加尔特一起到各病房作了最后一次巡诊。

  她们这次巡诊是从早晨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临近吃午饭的时候。尽管东佐娃很信得过该罗奇卡·汉加尔特,汉加尔特对所有的住院病人的情况也像东佐娃一样熟悉,但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开始从一张张病床旁边走的时候,尽管已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月之内不可能回来看他们,说不定永远也回不来了,但几天来她第一次头脑清醒,也变得坚强了些。她恢复了考虑问题的兴趣和能力。早晨,她本来打算尽快移交工作,尽快签署最后几份材料,然后就回家去收拾行装——这一设想不知怎的一下子都落空了。她已如此习惯于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亲自安排一切工作,因此今天她要给每一个病人至少作出一个月的预测:看病情将会怎样发展,治疗过程中需要采用哪些新的方法,会不会出现采取异常措施的可能等等,否则她是不会从那个病人的床前离开的。她几乎跟先前一样从这个病房巡诊到那个病房——这是她最近几天身处旋涡以来怀着轻松的心情所度过的最初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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