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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译序(2)
亨利·米勒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裁缝铺老板，后来又嗜酒成性，亨辛·米勒出生后不久，全家从曼哈顿搬到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居住在工厂和小商小贩中间。成长中的亨利·米勒所处的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都不十分优越，亨利·米勒也没有受过很高的正规教育，他1909年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两个月后即放弃学业，然后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水泥公司的店员、陆军部的办事员兼不拿薪水的《华盛顿邮报》见习记者、他父亲裁缝铺的小老板、电报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以及洗碗工、报童，垃圾清理工、市内电车售票员、旅馆侍者、打字员、酒吧招待、码头工人、体校教师、广告文字撰稿人、编辑、图书管理员、统计员、机械师、慈善工作者、保险费收费员、煤气费收费员、文字校对员、精神分析学家，等等，有的工作他干了甚至不到一天。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亨利·米勒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他在这些经历中的深入观察和各种深刻的感受又使他的创作不落俗套，既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又有富于哲理的思想内容，并以创新的形式加以表现，亨利·米勒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显然比他的同时代美国作家要晚，而且成名也晚。年纪比他轻的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等作家，在20年代都已小有名气，或已有了相当的成就，而他那时候却还在为生活奔忙。他发表第一部作品时已经四十三岁，也可谓大器晚成。在文学上成功得晚自有晚的好处，由于作家思想上已比较成熟，又有丰富的阅历，见多识广，所以更容易一上来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中反映的问题也往往更为尖锐，更能一针见血。 　　亨利·米勒大概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曾自称为“流氓无产者的吟游诗人”，可以说，这是对他自己创作风格的最好描绘。 　　自从他发表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以来，他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批判风格，专写一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物，通过他们来攻击西方社会，并不惜使用污秽的语言。他所写的这些人物大多是他自己在丰富的生活经历中接触过的，他所用的语言也是他所接触的那一阶层人普遍使用的语言。他通过他笔下那个表面粗野的社会来表达他对西方社会深思熟虑的看法。就这方面来讲，他虽然比大多数作家出道晚，但一出道即显示出他的优势，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所混迹的那个社会，他所接触的三教九流，以及他所从事过的各种职业。 　　亨利·米勒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的批判受到西方现代思想领域内尼采哲学思想和施本格勒关于西方文化没落等学说的深刻影响。尼采如同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一直在试图确主人的真正价值，但是，他深切地感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伦理道德、宗教及个人主义传统不但没有帮助人真正确立自己的价值，相反，却使人越来越感到正在失去自我，正在受到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无法摆脱的控制，人变得更加无耻、卑微、懦弱。20世纪西方人普遍感到失去自我的痛苦，敏感的尼采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以他提出：“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亨利·米勒在同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冲突中有着同样的感受，所以他那种寻找自我、寻找家园的意识在创作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在《黑色的春天》一书最后说：“今晚我愿意想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姓名、没有祖国的人，一个我所尊敬的人，因为他和你绝无共同之处，——这便是我自己。今晚我将考虑我是什么。”亨利·米勒由于亲身经历了20世纪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冲突，所以他那种失去自我、失去家园的感觉更为强烈。在西方社会里，人可以有自己豪华的家，但仍然没有自己精神的家园，因此，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对他有很大影响。施本格勒相信西方已经度过“文化”的创造阶段，进入了反省和物质享受的阶段。未来将是无可挽回的没落。亨利·米勒从西方的物质文明中看到了整个文化的没落趋势，他接受了施本格勒启示性的观点以后，更感到在这种趋向没落的文化氛围中无家可归。 　　为了找回自我，找回家园，亨利·米勒形成了强烈的反叛精神，他的这种反叛精神所采用的方式，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十分相似。拉伯雷以激烈的口气，粗俗污秽的语言，猛烈攻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及其支柱巴黎神学院、法院、教会等，这同我们在亨利·米勒作品中看到的那种口气和语言何其相似乃尔，两人甚至在谈论拉屎撒尿的问题上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亨利·米勒似乎是和拉伯雷一样，故意公开谈论人们日常交往中往往避讳的东西，来表示一种精神的反叛。 　　亨利·米勒的精神反叛尤其表现在反传统方面。他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感到十分压抑，同时他又是在一个一贯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度里长大的，思想上较少束缚，所以他寻求自由，寻求自我，强烈反对传统的束缚。当年惠特曼通过歌颂民主、自由、自我而宣扬的美国精神，他试图摆脱西方传统，希望建设一个新型国家而做的美国梦，似乎都在亨利·米勒身上复活了。只是亨利·米勒没有惠特曼那种豪放的热情，而且他既做着美国梦，又是美国梦的批判者。他在反传统方面要比惠特曼更为彻底。他在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为取什么书名费了一番琢磨，他考虑把这部小说称作“醉酒巴黎”，不久又提出两个书名，请他的好友阿那依斯·宁帮着出主意，一个书名叫“我歌唱赤道”，这是用的惠特曼的口气。另一个书名就是“北回归线”。阿那依斯·宁由于爱好占星术而相中了后者。“北回归线”的英语原文是“Tropic of Cancer”。“Cancer”是天文学上的“巨蟹座”的意思。亨利·米勒自己也喜欢这个书名。因为他由此而联想到许多。他在笔记本里摘抄了古罗马讽刺小说《萨蒂利孔》中这样一句话：“我自己出生在巨蟹座下，因此我独立自主，在海上和陆地上都拥有大片领地。”蟹可以横行不羁，像征着自由的精神，亨利·米勒以此自喻，表明他要从各个方向自由地批判一种已经开始没落的文明的种种弊病，要从传统的固定轨迹中解脱出来。所以他要比惠特曼向往一种更彻底的美国式自由，要同所有的传统决裂，也包括已在美国形成传统的美国梦。 　　另一方面，“Cancer”一词作为普通名词，又有“癌”的意思，大多数人得了癌症以后必死无疑，亨利·米勒要像死神一样来宣告那个他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国家及其文化的死亡，因为它已经得了“杨梅大疮”。 　　亨利·米勒在反传统方面同两位法国作家很相似。其中一位是像征主义诗人韩波。韩波一生穷困潦倒，但是他拒绝工作。 　　他到处流浪，酗酒，搞同性恋，生活上无拘无束，所以他反对宗教、道德及任何传统的束缚，他甚至要摆脱个人人格的束缚和语言的束缚，要成为“永恒”的代言人，要去掉单调的公认含义和逻辑内容，试图创造出能表现诗的意境魅力的新语言形式。同亨利·米勒相似的另一位作家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人物勃勒东。他倾向子无政府主义，对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理想、文化、道德产生强烈怀疑，因为他认为，人的理性已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毒害。为了摆脱这种毒害，人必须保持内心生活经验的独立性，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不受传统的任何束缚，这样才能改变世界和人性。为了实现这一久，他强调艺术上的绝对自由，这就是消除梦幻与现实、理性与疯狂、客观与主观之间的界限，自动写作是勃勒东在艺术上企图彻底打破传统、追求绝对自由的一种尝试。亨利·米勒和这两位法国作家在反传统方面的彻底要求使他们三人在文学创作所表现的内容和采取的形式上有许多共同点；但是，亨利·米勒认识到，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就在于理性不断迫使现代人屈从于现代文明所形成的一套传统，所以他甚至比以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者们走得更远。他决心要适应现代人的迫切要求，不是像勃勒东那样再现无意识，而是提出了意识的必要性。 　　我们应该把亨利·米勒看作自我的重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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