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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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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会有——”斯考特开口说。 “你要是能提供一个先例，我可以考虑。否则我就维持刚才的裁定。”为了不使自己显得极为武断，卡希尔又说：“当然啰，你要是能拿出这样的材料，我们允许它们做为证据陈述。我只能做到这份儿上了，凡·克里夫先生。” 斯考特没能说服他们，便离开了。 他离开后，克莱伦斯·默特问：“是真的吗？” “什么？”豪斯金斯说。 “他要是真能弄到那些材料，我们必须允许他陈述？” 卡希尔安慰他说：“我们用不着为此担心。他永远也得不到。不过我们最好想个巧妙的办法，让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知道今天我们又保护了他的利益。” 斯考特·凡·克里夫返回办公室，开始准备最后辩论的笔记。时间已近黄昏。由于事务所已禁止他吩咐秘书干活，只好用两个手指在一台尚未从他办公室搬走的小电脑上敲打草稿。他始终认为这种电子家伙是个奇迹，但却还未完全掌握它的功能。但至少它能替他改掉草稿上的一切错误。 他用键盘输入总结辩论中的单键句子和词，一次本不应该举办的听证会……由于体制上的不健全而惩罚医生是不公平的……在艰苦的条件下该医生表现得很出色……医生在不可思议的长时间工作和压力下造成体力疲乏却为此受到指责……所有人都知道任何一种检查都不能肯定准确无误，本案的医生却因化验本身的差错而被人谴责…… 他越频繁地往电脑里输入“医生”一词，就愈发觉得出现在绿色屏幕上的这个词很怪异。医生，医生。 见鬼，他想。分明是凯特·福莱斯特。凯特，不是医生。他的想法集中不起来，对个中原因他亦十分了解：因为单靠这些想法和句子是无法澄清对她的指控的。他只不过是在走过场而已。草稿的内容连他听起来都很空洞无物。这样的发言显然不能令要求极严的格莱迪斯·沃德医生感到信服。她实际对出错的化验结果颇不以为然。凯特长时间的连续工作，在极为繁忙的条件下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治病，对此沃德亦未觉得有何特殊之处。甚至事实证明克劳迪亚以说谎的方式误导凯特也打动不了沃德。 问题的关键是通过谎言而迷惑了医生的宫外孕，谎言还掩盖了惟一一个能透露病人危险状况的症状：疼痛。 斯考特越是冷静地分析他的总结辩辞，越是明显地发现，只要不能证明克劳迪亚的吸毒癖，就经不住委员会中两位医生的审查。 为此，他把荧光屏上的笔迹全部删掉，又重新开始。 斯考特熬了一晚上的夜，打好了一份任何一位法律秘书只需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就能完成的文件，不过他对自己的努力却十分满意。他观望着纸张从打印机上滚动出来，都拿到手里后，将它们订好。他瞥了眼手表，尚未到八点钟。凯特应该起来了，准备去医院。她坚持要在听证会休会期间到特洛伊医生的办公室里干活。 斯考特拨通电话，铃声响了四遍。他觉得她恐怕已经离开。但第五遍铃声尚未响完时，她气喘吁吁地接起了电话。 “凯特？” “我刚淋完浴就听到了电话声。出什么事了？有不好的消息吗？”她问。 “我想让你见我。” “今天上午？在哪儿？”凯特问。 “纽约县的最高法院。坐独立线地铁到詹伯斯站下车，然后问别人最高法院怎么走。路人会告诉你的，你也能认出来。那座楼电视里常出现。台阶很宽，直通上面的一排排的高柱子。上面还有排大字：‘真正的正义是公正政府最坚固的支柱。’今天上午我们得体验一下这句话是否能兑现。一定来！九点半以前！” 斯考特·凡·克里夫站在法院大楼台阶的顶端，俯瞰着下面的街面。他看到了她，朝她招手，她却没看见他。她拾级而上的姿式很令他敬佩，沉着、坚定。他喜爱她身上的这种气质。她虽身材不高，女人味儿却十足，不具威胁力，但却有追求，反应出她家庭和所受教育的习惯和原则。 凯特抬头朝上望去，看到斯考特在向她招手，他身后是门廊和镌刻在风蚀的灰色石头上的关于公正的词句。她往上爬着，钦佩他的高挑身材。他让她想起她妈妈悉心收集的家庭照片，斯考特像极了那些古老照片中她父亲的身影。再仔细保存，那些照片也会失去光泽，但他俩的相像仍使凯特吃惊。后来她父亲变得沉重了一些，但绝非饮食的放纵而增多了脂肪，只是显得更成熟了。斯考特会不会也将变成那个样子？她暗忖。尚未找到答案，她已到达顶端，开口问：“我们来这儿干吗？” “见一位法官，”斯考特说。 “干吗？” “到时你就明白了，”斯考特说着拉起她的手，走进法院。 “瓦瑟曼法官正在开会，”身材矮粗、戴副眼镜的秘书郑重其事地说。 “我们等，”斯考特说。 “一会儿他还要开庭，”女人说，意思是他今早是不会见任何年轻律师的，除非有约会。 “我们等，”斯考特重复着，“有重要的事情。” 他的固执迫使秘书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又把目光移到他身边年轻漂亮的女子身上。她神情惊愕地沉吟了片刻，大声说：“这就更不可能了！你们俩要是来请法官主持婚礼的，那可找错了门。首先，瓦瑟曼法官只给朋友的子女主持结婚仪式；或是百老汇的明星。生人他从来不主持。所以你们俩是耽误时间。” “我亲爱的女士，我们到这儿来不是让法官主持我们结婚的，而是单方面请求他做出决议，去查看州政府的一些材料。” “把请求书搁这儿吧，等他主持完审判后我转给他。” “不能等那么长时间，”斯考特对她说。 “不等也得等，”秘书固执地说着，扶了扶厚得如瓶底的眼镜，这是她感到超过了她平时气恼的忍耐程度而做出的不耐烦的手势。法官的秘书们大都以低忍耐度著称，常常比法官们的忍耐能力还差。 这时，法官内屋的门推开了，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气愤地从里面走了出来，看架式显然是两个律师和其各自的当事人。四人都朝正门走去，女律师和女当事人在前，男律师和男当事人紧随其后。正门尚未关上，内室里便传出埃米尔·瓦瑟曼法官愤怒的声音： “弗来达！我叮嘱你多少次了？大早上我不处理婚姻财产案。一天的情绪都给毁了！” 弗来达·鲍姆加纳尔看向斯考特和凯特，她的目光分明在说：你们瞧，我不是糊弄你们吧，只要没有预约，他谁也不想见。为了让斯考特和凯特听到，弗来达大声说：“法官，这儿有两个人想见你，提交一份单方面请求书。可他们没有预约。” 没等法官开口拒绝，斯考特已起身走到敞开的门口。 “法官大人，一位医生的生涯危在旦夕，时间非常紧迫。你要是肯给我们一个机会就会明白的。” 法官说：“单方面请求书，没有对方律师。这我得看看是怎么回事。” 斯考特招呼凯特也进去。于是他俩从满脸不悦的弗来达·鲍姆加纳尔身边走过，步入瓦瑟曼法官的房间。 埃米尔·瓦瑟曼法官身穿衬衫和一件未系扣子的马甲，脱去黑色的法官长袍，他通常就是这身打扮。然而虽说他着衣不正规，法官不耐烦的秉性却丝毫未见减弱。“好吧，我时间不多。一会儿我就得出庭。” “法官大人，我代表一位医生，她眼下受到了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的指控。” 瓦瑟曼插话说：“律师，你想得到别人道义上的支持，就非得带个秘书来吗？” “不，法官大人，她就是那位医生。” “她……”法官欲说还休，两眼瞪着凯特。“怎么最近这些日子凡是我见到的警察或医生个个都像孩子，刚从中学毕业似的？我肯定是上岁数了。看来这就是那位医生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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