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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加拉尔陀立刻嘲笑了短枪手的说教。他说得正像一个修道院长。然而恨不得吃掉全部修道士的也正是他呀！ 　　“国家，别做傻瓜吧。每个人都有他的特点呀，女人们既然向我们走来，那么，就让她们来吧。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短促呀！……可能有一天我会两脚向前被抬出斗场去的！……何况您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位多么高贵的太太。如果您能看见她的话，您就不会这么说了！……” 　　然后，他似乎想抹掉国家脸上那一种愤慨和愁闷的神色，又坦率地补充说： 　　“我非常爱卡尔曼，您是知道的；我像过去一样地爱她。但是我也爱别一个。那是另一回事儿；……我说不清楚这件事。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就是这样！” 　　短枪手这次跟加拉尔陀谈话，并没有更多的收获。 　　几个月以前，当斗牛季节跟着秋天一起结束的时候，剑刺手在圣罗伦慈礼拜堂里有一次巧遇。 　　他在带他一家人到棱科拿达去以前，曾经在塞维利亚休息了几天。当这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到的时候，使剑刺手最感高兴的是可以安静地住在自己家里，不必再不断地乘火车旅行了。每一年杀死一百头以上雄牛，虽则又危险又吃力，可是一连几个月从这个斗牛场赶到那个斗牛场不断旅行，跑遍西班牙，却比斗牛加倍疲劳。 　　整个夏季的长途旅行，冒着燃烧的太阳，通过炙热的平原，坐在那车顶似乎着了火的老式车厢里是最耗费精力的。队里准备的大水壶，每到一站就有人给它装满，可是还是不够他们解渴。火车里又挤满了乘客，大部分都是赶到城里市集上去看斗牛的乡下人。有许多次，加拉尔陀因为怕赶不上火车，在斗场上上一杀了他最后的一条雄牛，连斗牛士衣服也不脱，就赶到站上去了，在成群的旅客和行李堆中间过去，仿佛一块发亮的五彩的陨石。他常常在头等车厢里，当着旅客的面换衣服，他们正为着跟这么一位著名人物一起旅行而高兴呢；晚上，他就弯着身子睡在车厢坐垫上度过不安宁的一夜，同时，一同旅行的人们为了让给他尽可能大的地位，都挤得紧紧的。全体都关心他的疲劳，因为想到明天就会给他们带来悲壮激动的狂欢，自己却没有丝毫的危险。 　　当他疲乏地到达街上点缀着旗帜和彩牌在庆祝节日的城市的时候，他不得不忍受替他捧场的人们的热情给他的折磨。斗牛迷醉心于他的名字，都在车站上等他，一直陪他到旅馆里。这些兴高采烈的人是睡足了的，他们跟他握手，拥抱，推搡，拉胳膊，希望他高高兴兴，喜欢说话，仿佛单是看到他们这件事情，就该使人感到最大的快乐似的。 　　有许多次，斗牛不只一场。他必须一连斗三四天，一到晚上，这位因为劳苦，睡得太少和情绪激动而精疲力竭的剑刺手，就不顾社会礼节，脱掉短上衣坐在旅馆门口乘凉。斗牛队的“孩子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也呆在大师身边，仿佛是些坐禁闭的学童。有几次，胆子最大的几个请求他答应到光辉灿烂的街上和市场上去散散步。 　　“明天是茂拉雄牛呢，”剑刺手回答。“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散步！你们会到明天天亮才回来，喝酒过了量，或是调情放荡得乏了力。我不答应你们出去。等我们结束的时候，我给你们吃个饱。” 　　等他们完成了任务以后，如果离下一次在别的城市里斗牛还有一天空闲的日子，斗牛队就延迟了旅行，跟他们的一家人离得远远的，他们就跟那些替他们捧场的斗牛迷一起放荡，大喝葡萄酒，玩女人，在斗牛迷想象起来，这就是他们的偶像的通常生活方式。 　　由于斗牛日期安排不适当，逼得剑刺手作荒唐的旅行。为了履行契约，他从这个城市到西班牙的另一边去斗牛，在三四天以后，又回到跟第一个城市接近的一个城市里。因此，在斗牛最多的夏季的几个月，他差不多一直在火车里度过，弯弯曲曲走遍了半岛上的每一条铁路；下午他在斗牛场上杀雄牛，晚上就睡在火车里。 　　“如果把我在夏季坐火车的路程全部接成一条直线，”加拉尔陀说，“准可以通到北极了。” 　　斗牛季节一开始，他十分高兴地开始旅行了，他想到观众整年谈论他、迫不及待地等待他的到来，想到了出乎意外的新交的朋友，想到了女人的好奇心给他带来的恋爱奇遇，想到了不同的旅馆的生活，以及旅馆生活的骚乱和烦扰，和各色各样的饭菜；这跟塞维利亚的安静生活和棱科拿达的山村寂寞生活成为强烈的对照。 　　但是这种使人头昏眼花的生活过了几个礼拜以后，虽然这期间他每一场斗牛赚到五千个比塞塔，加拉尔陀却像一个离开自己家庭的孩子似地烦闷起来了。 　　“唉，我在塞维利亚的屋子多么清凉呀！……可怜的卡尔曼把它照料得像一只银杯子！唉，我妈妈做的饭菜，滋味多好！……” 　　只有空闲的晚上，他才把塞维利亚忘掉了，那时候，明天白天他不必斗牛，全队和愿意供给他们在这城市里过一次欢乐生活的斗牛迷们一起，走进了唱弗拉曼克歌①的咖啡店里，那儿的女人们和抒情歌，一切都是为着大师准备的。 　　①弗拉曼克歌：安达卢西亚的民歌。——世译本 　　在一年的其余的日子里，当他回到家里来休息的时候，加拉尔陀经历到一个名人的满足的生活，他忘掉了光荣，可以尽量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他睡得很迟才起来，不必担心火车时刻表，不必想到雄牛所引起的忧虑。这天他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第二天，一连许多天都没有！他的行程不必超过蛇街，或是圣费尔南迪广场。他的一家人也似乎不同了，愉快得多，健康得多，因为他们知道他可以在家里平安地住几个月。他向街上走，毡帽搭在脑勺上，挥动着金柄的手杖，欣赏着手指上粗大的金刚钻。 　　在前厅里有几个人站在铁格子门边等他，人们透过铁格子可以看见白色光亮、美丽洁净的院子。他们是些让太阳晒黑的人，发出汗酸臭，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戴着四边破烂的大帽子。其中有一些是流动的农业工人，因为路过塞维利亚，认为恳求这著名的屠牛手帮助些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他们把这位屠牛手叫做堂胡安。另一些是住在这城市里的，用“您”字招呼他，叫他胡安尼朵。 　　加拉尔陀凭着他经常跟群众发生关系锻炼起来的惊人的记忆力，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他们不是学校里的老同学，就是他的流浪时代的老伙伴。 　　“买卖不发达吗？……现在是人人都难过日子的时候。” 　　趁这一种熟识还没有使他们进一步亲密起来的时候，他就转向站在身边拉铁格子门的伤疤脸。 　　“去对太太说，给他们每人两个比塞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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