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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有了，”弗特说，“叛军刚刚从这儿逃走，他们抢劫、威吓了所有的人，我去看看我能做什么。” 　　据这位勤务兵回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找到一位犹太老人，他住宅里有一箱军服和一些星章。我买了两枚星章走回去，在卡斯特指挥部的房间里找到他。他很喜欢这两枚星章，但谁给他缝上？我们又在哪里能找到针线？我在周围四处寻找，总算找到了针线，并把星章缝在他领角上，一边一颗。” 　　弗特也提到了卡斯特领导的一场对5倍于他的兵力的反叛军的袭击。如此鲁莽，简直如同自杀，同印第安斗士发狂般的厮杀没两样，印第安斗士相互呼喊着，把战场厮杀之日视为死亡的盛大节日。他好像是一个宿命论者。 　　一次，他给妻子写信道：“我绝对不会像任何人那样去祈祷，可是，在我所参加过的各次战斗前夕，我从来不忘记在心中暗自祈祷，虔诚地祈祷。我从不忘记把我交付给‘上帝看护’，请求他能原谅我旧时的罪过，在危机之中守护我……当我为我所有的焦虑祈祷之后，这些焦虑便消失了。我认为，我的命运在全能的上帝手中，这一信念超过任何其它事实与推理，给予我超越我自身的勇敢与无畏。” 　　在弗吉尼亚白宫站附近的战斗中，一位士兵的心脏被子弹穿透，“他甚至已没有救助的指望了，但我不能忍受他再次遭受枪击，所以，猛冲到他跟前，把他扛到一个安全地点……” 　　也许，就是这些绝对不顾及个人生命的无畏精神，使他迅速攀上了晋升的阶梯；这种激烈的勇敢行为，使他猛跃入查克霍梅尼河，冲过防线去搭救就要死去的士兵，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这不应当算作高级指挥官的才能，然而，退一步来看，一位军官，往往是由他的士兵们来评价的，他们会因自己的军官的行为而受到感化。 　　在迈克莱兰将军参谋部工作期间，他天赋的勃勃朝气，变成了仅能被称做是浮夸年华期的什么事了。那时，部队很少有极权主义，至少缺少如同现代的标准化，特别是在军服与穿戴方面。在西点军校，一名士兵穿未经批准的服饰是会被记过处罚的，可是现役列兵的随意衣着并不会受到谴责。军官们在战场上，依旧喜欢随便。卡斯特刚好乘其便，他穿一件紧身轻骑兵夹克衫，一条镶金黄色饰边的裤子，一双叛军的靴于。一位参谋部成员把他比做要杂技的骑兵。弗特回忆，他身穿一件深蓝色海员衬衫（这是他在詹姆斯河的炮舰上获得的），系一条浅红色领带，外套一件袖口上有金黄色圈的平绒夹克，戴一顶南方邦联支持者戴的大檐帽。 　　这顶帽子还有一些说法；在阿尔戴战役中，他狂烈猛冲，以至于冲到南部邦联支持者队列纵深处，但又幸运地返回来。据说，他们把他误认为自己人了，不光是由于那顶帽子，也由于他的模样，他确实像他们的一个成员。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戴着这顶帽子，大概由于他那易被晒黑的苍白的皮肤吧，一顶正式的无沿帽，也实在难以遮挡住太阳。所以，他显得十分特别、显眼。他打心眼里喜欢那个扣在他长长的几乎披到肩头的金黄色卷发上的不落俗套的装饰物。 　　他一直佩戴有特殊意义的装饰，特别是那条樱桃色领带。他要他的骑兵们都能认出他来，知道他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畏缩在他们后边。投向他脖颈的种种责怪从未使他退缩。他骑马走在前边——总是这样。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跟随他的人有四分之一不幸残遭伤亡。另一次、他挥舞一把马刀，领导400名志愿人员袭击南部邦联支持者一个师，损失了86个人。那是一场戏剧性而又鲁莽的冒险，它挡住了叛军的向前推进，完成了这次阻击任务。但军事分析家们认为，如果采取谨慎的防御调遣战的话，可以在不损失这么多的人的情况下取得同样结果。 　　同“狂马”一样，他差不多总能安然无恙地逃生。除在布里安迪站附近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中被弹片划伤外，整个南北战争中，他所遭受的折磨只不过是感冒和有毒的标属植物的影响。 　　在猛击敌人之际，他也没放弃对密执安蒙罗的伊丽莎白（“利比”）·培根的强烈追求。第一次见到她时，他才10岁。一位邻居说，为了能接近伊丽莎白，他常常不定期地为培根家打散工。“他不受她家欢迎，虽然他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但这个家庭就是看不中他”。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一名法官，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个铁匠。“他们是接受过很少一点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不是知书识礼的人家”。 　　1861年10月，他在门罗休假，呆了一阵子。在那儿，可能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伤感的一天。当时他的举止十分狼狈，而为他忧虑的人却又问不出他出事的原因。不用说，他喝醉了，大概从法官丹尼·培根的家门前穿过，曾在那儿摇摇晃晃，呕吐，侧身倒在地上，后来又不知怎么设法爬滚回妹妹家，然后彻底崩溃，不省人事。当他终于醒过来之后，看见莉迪娅跪着，祈祷着，希望能把他从“酒鬼”那儿招回来。 　　不管他是被莉迪娅跪着替他哀求吓坏了，还是记起了自己的狼狈状态，他终于清醒了，认为自己不应当成为一个酒桶，从此之后，不管什么理由，他从未沾过一口酒，甚至晚餐时也不饮酒。当问到他饮用什么时，他就会说句打诨的话“Alder”，这是英吉利海峡岛国人对“阿尔达尼”牛的称呼。换句话说，他要一杯奶。 　　与此同时，他开始杜绝亵渎言行，但却收效甚微。他从发誓的那刻起只坚持了那么一阵子，但没有毅力，不能持之以衡。这大概不合乎他的性格。 　　莉迪娅是否劝过他戒赌，不清楚。也许她也责备过他，但他玩赌成瘾也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事了，要他完全不沾手，是不可能的。他也曾竭力克服，为戒赌所做的努力听起来好似一本教科书中异教徒为赎罪而修行超度。1869年12月，他给伊丽莎白的“新年志”中陈述说，只要她和他结婚，他就会和玩牌或其它任何游戏彻底绝裂。这时已是莉迪娅为他感到羞辱，并斥责他八年之后的事了，这说明，在此期间他依旧没有戒赌。1871年，他可能时刻被这个魔鬼驾驭，在赌场连呆两个小时仍不尽兴。“你常说，我永远不会放弃它，可我总是说，除了你，我可以放弃任何事！”他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这么说。 　　经过大量、谨慎、周密反复的信件，他终于说通了伊丽莎白的父亲。他说他自己不是买空卖空的商人，她的婚嫁将会是桩非常体面的事情，伊丽莎白终于获准同他传递感情了： 　　“哎呀，我不知道该怎样给一位体面的先生写信呢……” 　　婚期就要到了，她给里土满的丽贝卡表姐写信道：“我想在底特律赶制我的结婚用品，内衣用缝纫机缝制，我正打发人去纽约购买绸纱……” 　　她叫卡斯特在婚礼上穿军队检阅时的阅礼服。 　　她为自己设计的婚礼服是：碗豆绿绸长裙，上面镶嵌军人饰带式金黄色环形圈边，披绿色面纱。她将手持一束用金黄色束带绑扎的红玫瑰。他们结婚之后，不要女佣人，仅要一个黑人管家。 　　1864年2月9日晚上6点多，他们在门罗的第一雷斯普比特里安教堂幸福地结合了。婚礼由黑维尔德·伊拉斯莫·的博伊德主持，里维尔德的D·C·曼图也出席了婚礼。卡斯特装扮到家了：金黄色饰带，金黄色扣子，金黄色肩章，蓝色军大衣，避雷针式马裤。丽贝卡表姐给妹妹写信说，利比穿“富丽的白底带深点的拖地棱纹丝绸裙，配之以带点的宽圆花边领。金黄色技纱在额头前挽了一束橙色的花朵，朝后向两边飘垂着”。 　　没有说明她为什么要放弃豌豆绿礼服，而改换成传统的白色礼服。 　　婚礼是在每个人都满意的气氛中结束的。此后，这对新婚夫妇离开门罗，前往克利克兰。途经纽约、华盛顿，再从华盛顿抵达拉皮丹河的部队总部。婚礼赠品被留下陈设起来，丽贝卡像当铺老板似的把它们一件件详细分类标明：“佛蒙特第一骑兵团的一套银餐具；密执安第七骑兵兵团送的一套7件银茶具，包括名片盒，盛放盒，糖汁杯，小汤匙，酱果匙，镶金顶针。束餐巾环；两把白色檀香木丝绸扇；英国女诗人《勃朗宁诗集》；《给新娘的悄悄话》；《女诗人》；编织的早餐餐巾，华丽的大拉皮兹大理石国际象棋台……” 　　从纽约的好莱特希尔，这位新娘给父亲写信说，在访问亲戚时，他们在一间厨房跳舞：“……我索性坐在地板上，笑着看本大叔和伊莱扎大婶按他们的传统方式跳舞。瞅着他们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上上下下的舞步，快乐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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