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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在议会花费时间与精力调查这件事件时，收到大量的证据。一位查看了被杀的几个儿童的军事人员说，一个儿童是被用类。似骑兵的马刀砍的，另一名儿童的两只耳朵被割掉。一名新墨西哥自愿人员中尉听科罗拉多一位骑兵说，他把一个印第安人的心脏扎在一根棍子上。有人看见一个不知名的中尉，剥了三个女人和五个小孩的头皮，他们是被活捉的。 　　商人威廉·本的儿子罗伯特·本看见另一名士兵袭击了一名印第安女人，她的腿被打断，当士兵提着马刀走近她时，她举起一只胳膊架挡着：“……他朝她砍击，砍断她的胳膊。她倒在地上，举起另一只胳膊，他又举刀砍去，将它砍断，然后，把她扔下，但没有把她杀死。”三四十名印第安女人设法藏在河岸边一块低洼地或洞中，并派出一个女孩打着一面白旗出来，但这个女孩仅走了几步，就被一个骑兵砍倒。本说，她看见一名怀孕的印第安女人的肚子被剖开，胎儿被扔在她身旁。“我看见‘白羚羊’的尸体，他的生殖器被割掉，并听一名士兵说，他打算用它做个水烟袋”。“白羚羊”可能佩戴着一枚林肯总统送的奖章。要是这样的话，它也没发挥出比“黑水壶”的旗子大一些的魔力。 　　科罗拉多第一骑兵团E连的米克斯·乔作证，战斗结束后，天已大亮，他在一个战壕里被残杀的成人堆里，看见，个男孩依旧活着，“只见第三军团的一位少校掏出手枪，揭掉孩子的上脑壳。我看见一些人砍掉手关节取戒指，割下耳朵取银耳环。我还看见同是这位少校和一伙人一起把天亮前埋的那些尸体翻挖出来，剥取头皮，并取走他们的装饰物。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印第安妇女杀死之前先把她的脑袋击碎。第二天早晨，在这些死尸变硬之后，他们把印第安妇女的尸体拉出来，以猥亵的方式暴露她们……是科罗拉多第三骑兵团的人们干的。” 　　斯科特·安东尼少校记述了一名三岁儿童被残杀时的情况：“我看见一个人在大约75码远的地方跳下马，端起来复枪开了火，他没有击中这个儿童，另一个走过来说：‘让我来试试这狗杂种，我可以击中他。’他下了马，跑下，朝这个小孩开枪，但仍未击中。第三个人走来，说了同样的话，并开了枪，小孩倒下了。” 　　詹姆斯·康纳军士证明，在穿过战场时，他发现所有印第安人的尸体，无论是男女老少，没有一具是有头皮的，士兵们把这些尸体全部肢解，以最骇人的方式把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们的阴部全部割掉……，我听见一个人说，他把一个女人的阴部割下来，并把它亮出……我也听说过大量的事例，说男人们把女人们的阴部割下来，绷在马鞍的前穹上，在骑马列队时，还把它们戴在帽子上。” 　　调查的第59天，进行了反驳，外科医生凯莱布·希德萨尔证言，他当时一直在一个夏安人的小棚屋里为伤员包扎治疗，那时，有一名骑兵拿着五六张高加索人的头皮走进来。 　　希德萨尔医生被问道，他怎么能断定这些头皮是白人的。 　　回答说，他是从头发的颜色断定的，它们是淡黄色，砂棕色，没有一张是纯黑色的。 　　头发就不退褪色？它们的原色就不会因时间过长而老化变色？ 　　希德萨尔医生认为不会，“我的印象是它们没有一张是10天前揭下来的。” 　　他被问道是怎样确定的。 　　“皮肤色与肌肉显然还是潮湿的。” 　　威廉·布雷克里奇是最知名的汤姆·比斯顿的副行政司法长官，基文顿发动这场袭击时，他是一名年轻的士兵。他的证言进一步证实了希德萨尔医生的证词，“曾经有过许多白人男人与女人的头皮，都是新近取下的，是在那些印第安人的圆形帐篷中发现的……” 　　基文顿自己也说及，在一间棚屋中，他们发现了一张白人的头皮。当丹佛市的市民确切地知道，他们的士兵发现了数打金棕色与亚麻色的战利品时，就把这些夏安人残暴的罪证展示出来。更残忍的事实是，他们看见过一块用人发编织成的毯子，是用白人女人的头发编织的，人人都知道这一事实。最残酷的事实是由《山岩日报》的一位编辑威廉·贝尔斯披露的，他说，这些骑兵们’发现，在一个印第安人的马鞍上，铺展着一张白人女人的皮。 　　不管怎么说，所涉及的这些传说，都激发了科罗拉多市民们的恐惧与愤怒。 　　大约在基文顿对这个村庄袭击三周之后，他的这支民兵兵团骑马得意扬扬地慢跑步穿过丹佛市。这位狠毒的前说教者耀武扬威地走在队伍的前头，手中举着一根杆子，上面绑着一只捕获来的鹰。据《山岩日报》报道：“第一兵团乐队，基文顿与苏普上校，鲍温中稷，塞尔少校一同走在队伍前头。‘冷酷的第三堡垒’成纵列的部队极其堂皇庄严的沿街行进着，后面跟着威武的军车运输纵队。他们浩浩荡荡地从摆渡街的北头鱼贯而入，穿过拉蒂默、G与布莱克街，几乎又折回到摆渡街。当这些勇敢的英雄们穿行而过时，两侧人行道与街角台阶上挤满了市民，他们在向这些熟悉的老朋友们欢呼致意”。 　　敏感的心灵可能在颤抖，《山岩日报》没有颤动：在为第38届国会提供的证言中，也包括它的一篇长篇社论：“在同印第安人作战的各军辉煌的战绩史册中，又写入了我们科罗拉多志愿人员新近在这场战役中无可匹敌的卓越功绩，没有任何一场战役能与之相比……被杀死的人包括所有夏安人首领：‘黑水壶’，‘白羊羚’，‘小长袍’，‘左手’，‘碰膝’，‘独眼’，以及其他不知道名字的头领们。部落中杰出的人没有一个能幸免，该部落几乎被会歼……科罗拉多的士兵们再次为自己增添荣誉。” 　　基文顿上校认为他的部队十分勇猛。“这天黎明，我攻击了一座有130多间棚屋的夏安人村庄，那儿有近900～1000名斗士。我们杀死了‘黑水壶’，‘白羊羚’与‘小长袍’……”事实上，这个村庄有八九十个棚屋，不足500人，他们三分之二是妇女与儿童，“白羚羊”被杀，“黑水壶”与“小长袍”幸存。 　　在“冷酷的第三堡垒”进入城镇后没多久，在阿波罗剧院舞台上演了另一场极其残忍的表演：100张夏安人的头皮被展出。海伦·亨特·杰克逊（那晚他没有出席阿波罗剧院）声称，观众们“狂喜地鼓掌欢呼”。 　　这些用绳子穿的头皮被挂在舞台上是十分可能的。然而，当这些头皮出场上演时，没有一个人——无论杰克逊夫人，还是其他什么人——存留下有关这返祖现象的舞台造型场面的详节，如日期，特显节目等；也没人记录下一则可能由基文顿或他的“冷酷的第三堡垒”提供的评述。当然，对这个场景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也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参观阿波罗剧场展览的大量观众中，他们亲朋的头皮都曾经在这些土著人的剥头皮刀下失去。要是这些观众们确实热烈地拍手称快的话，它也确实证实了一位前来观展的英国人的评论：美国人可能是历史上唯一这样的民族：从一个原始状态，滑入一个从来不懂文明的衰落时期。 　　1936年，伊丽莎白·塔尔曼在接受《科罗拉多专刊》记者采访时说： 　　基文顿出发向沙湾进发时，我在丹佛市。约翰·M·塔尔曼（后成了我的丈夫）属第三军团，该兵团仅有部分人参加了这场战斗。我有一些用白人头发做的戒指，它们是从印第安人的尸体上取到的。要是你们那时也像我们那样生活，如同我们那样一直处于惊恐焦虑之中，几乎每天可以看见被印第安人杀死的朋友或熟人们的尸体时，你也就不会从内心对基文顿的行为进行指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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