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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
第七骑兵团想将它的遗体保存下来，就给堪萨斯大学的博物学家L·戴切尔去了电话，对方答应以400元为代价把马制成标本。戴切尔乘火车抵达赖利堡，并把科曼契遗骨和皮带回大学所在地劳伦斯。 　　堪萨斯大学校园延伸在神圣的“山精山”上，戴切尔便在那儿复制了科曼契。他用木头框架把马的头骨、骨盆、腿骨连接在一起；用刨花作填充物，然后再用线把连好的骨架缠绕起来，制成模拟的肌肉组织，接着又在上面敷了层泥。毛皮被用盐水浸泡，并用厚泥和砒霜进行防虫害熟制。在制作期间，戴切尔看到了马皮上的七处伤痕，完全证明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记述。但他不清楚哪一处是在小比格奥留下的。不用怀疑，科曼契肋骨一侧留有箭伤的痕迹，戴切尔推测说，有两个伤疤赘瘤是伤口的入口处，脖颈上有一子弹出口伤。换言之，没人能说出苏人和夏安人究竟给它留下了多少箭伤和弹伤。 　　在索取复制费用帐单时，戴切尔告知该兵团，要是他们愿意把科曼契捐赠给堪萨斯大学的话，就不用付款。第七骑兵团也考虑到搬迁时的运输困难等问题，便接受了这一建议。 　　1893年，科曼契在芝加哥展览会上展出。此后，它又被送回堪萨斯大学，立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在那儿，过路的学生敲它的鼻子，拽它尾巴上的毛，把它弄得脏乱不堪，逐渐成了一块棕色旧毯，直至后来被保存在一个玻璃柜子里。 　　偶尔也有人想获得对它的保管权或至少借用一次。1939年，蒙大拿哈德市的市民要求把科曼契搬进建在卡斯特阵亡的战地博物馆，但建议却被堪萨斯立法机关否决了。1946年，班特纳的英雄乔纳森·温赖特将军要求把它搬回赖利堡，而堪萨斯大学的校长迪恩·马勒特则不同意这么做。 　　1951年，南达科他议员弗兰西斯·凯斯也做了些尝试，该州想在庆祝其成立50年纪念日时展出科曼契。同样，他们遭到马勒特校长的拒绝。 　　世界出版公司计划为一个芝加哥作者的手稿举行一次纪念会，他们认为科曼契的出现将增加庆祝的气氛，可马勒校长的态度还是显而易见的。 　　1953年，蒙大拿刘易斯顿的基万尼斯俱乐部为该战场做了一次宣传活动，声称堪萨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科曼契。博物馆馆长否认了这一点，他说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来瞻仰它。墨菲校长也像前任马勒特校长那样回敬了该俱乐部。 　　所以，借助可以控制湿度的玻璃柜子，科曼契幸免了被蛾虫腐合物的侵蚀，免于各种垂涎者的贪欲，而静静地呆在“山精山”上，忍受着一代代大学生的取笑。其它的马都死了，那只神秘的黄色公狗也消声匿迹，如今，只有科曼契依旧幸存着，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奇的传说还是真实的。 　　幸存下来的骑手不止一个，有军事人员，也有平民。其中就有为卡斯特将军带路的四个“乌鸦”人侦察员——“多毛鹿皮鞋”，“头鹅”，“白人追他”，和“卷毛”。他们都是在得到卡斯特允许并经过深思熟虑才撤离战场的。再说他们被雇佣的任务就是帮着寻找敌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希望卡斯特能把苏人杀光，同时又怀疑他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并看出没有必要白白去送死。 　　除小弟弟波斯顿和侄儿奥蒂·里德外，卡斯特从林肯堡带到小比格奥的唯一编外人员便是卑斯麦《论坛》报记者马克·凯洛格。 　　按理说本不应该带任何随军记者，谢尔曼曾给特里写信说：“告诫卡斯特要慎重、深思熟虑，不要带进任何新闻记者……”可卡斯特把这一命令当作耳边风，还是邀请了《论坛》报的出版者克莱蒙特劳斯伯里。劳斯伯里接受了邀请，但适逢妻子生病，于是凯洛格便得到了这终身难得的机会，他的现场快电不但要发《论坛》，也要发纽约《先驱》报。 　　凯洛格必定曾经为自己获得这个机会感到意外。因为他不是个职业记者，以前只不过是个电报员。那年夏天他在卑斯麦律师事务所工作，偶尔也以“边民”的笔名写点新闻性文章。1875年8月18日，圣保罗《每日先驱》刊载了他有关林肯堡外印第安人杀死一个分得上地的定居者的报道。他声言：“呸！要是这帮印第安人不安分的话，就让他们尝尝战争的滋味，那样才会使他们腑首贴耳、言出即从”。 　　在第七骑兵团开始最终的进军时，“蝗虫”吉姆·布里斯宾登上“远西”号，他也喜欢舞文弄墨，而且很可能把下述信息投给了《先驱》的一个特约记者： 　　在玫瑰花艺湾口，我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先驱》记者凯洛格先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鞍上搭着一对帆布褡裢，里面装有报纸、铅笔、白糖、咖啡，咸肉等足够15天的干粮。他坐在吉本将军的右边，凝望着河水。当他和卡斯特一同离开时，特里将军叫住他，并和他道别。部队开拔的前夜，我看见可怜的凯洛格坐在船上，一直埋头写作，直到午夜12点才完成他要发出的稿件，并打点好他的干粮。6月21日午夜过后，我走到甲板上抽烟，几分钟后凯洛格也跟出来。他说他已写好稿件，准备次日转发。他还谈了许多有关战役的情况，信心十足，说他们可能会在即将开始的行进中追上印第安人，好好打上一仗。 　　在发往《Trib》的最新快迅中，凯洛格给路易斯巴里附了封短信：“我们将于明天离开玫瑰花苞湾，当这些快讯抵达你手中时，我们必定已经在迎战红魔，并见分晓了。我已经逐渐和卡斯特……” 　　1877年，吉本在为《美国天主教季评》撰稿时说，在查看E连被歼灭的那条深谷时，他走到一具躺在一丛深草中的腐尸旁。尸体的衣服未被脱掉，但头皮已被揭掉，一只耳朵也被割掉了。“他穿的不是士兵制服，为了辨别尸体，我小心地割下他的一只靴子，想从长袜或内裤中找到姓名……”结果令人失望，不过那靴子补得很古怪：许是为了绑紧鞋面，它的主人把一条皮带子从中撕开，再把两个头绑在一起，我把它拿回营地，有人说那是记者凯洛格的。 　　凯洛格是个不太起眼的人物，生前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的关注。他大约40岁，特别富有青春活力，只是戴眼镜，头发也已有些灰白了。他是个鳏夫，喜欢抽“布尔·达勒姆”，爱玩国际象棋。据说他在芝加哥有个兄弟，还有两位在明尼苏达北菲尔德学院上学的女儿。他好像还在一个酒鬼的葬礼上做过戒酒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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