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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

　　糜·埃伯几乎不可能被看做是有更多日尔曼血缘的人，除了教名与一般信仰外，他是个半血统的印第安人。他的母亲被认为是名叫“小麋”的苏人，她亲眼目睹了这场战斗，参与了巴弗罗，比利的巡回展出，在欧洲做了旅行。在那儿，她结识了雷德里克·威廉·埃伯——然而，她婚前的名字是埃森尔。麋·埃伯的父亲是哈达特的葡萄酒商，艺术家就是于1892年4月18日在那儿出生的。在一个不确切的日期，为了强调他的半血统观，年轻的威廉·埃森尔把他的双重日尔曼名字改为“麋”。然而，他的心中却保留了日尔曼人的精神气魄。在绘制卡斯特将军的油画不久，他变成了一名纳粹分子，并把自己奉献于Deutschland Uber Alles。这位纯然的雅利安后裔（矮个子白肤金发碧眼的人）因其沙文主义态度而受到人们仇恨。当时，一个人可能为种歧视的无聊话而咬着自己的拇指，确实，这可能是一个强制性的工作，但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糜·埃伯对小比格奥做了大量值得敬重的工作。爱德华·鲁斯上尉曾在第七兵团服役三年，他是该战场的第一位主管人，他认为埃伯的“Letzte Schlacht”是最有权威性的代表作品。

　　埃德加·潘克逊6×10英尺的回转画，用了20年才完成。单颜料就用了近半吨，也必定做了最彻底的调研。潘克逊使用了手势语言，也会讲几种印第安土语。许多生还的斗士带他观看了战场各处。据他的孙子说，“苦胆”、“双月”、“驼背”、“乌鸦王”、“白公牛”、“狂马”都曾为他摆过姿势。由于想到“狂马”拒绝拍照的固执，终于能让他摆好姿势照像，还是出人预料。不管怎么说，潘克逊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力图追求作品的完善，完全沉埋在作画中。如同名师大家那样，他勤奋地工作，严格、周密地反复审视琢磨他的杰作，通过了细腻的表现手法，精剖细研，使他的作品自始至终一丝不苟。

　　印第安艺术家们的杰作，给人以超然的感观印象。

　　据一位不知名的苏人或夏安人所撰写的象形文字记录，这个艺术家从极高处俯瞰，勇敢地四处攀爬，简直如同急促奔忙的蚂蚁。他完全立意于神圣的观念，根本没有人种偏见，这在后人中实属少见。

　　作画的另一个特征是给出了超出该战场的巨大空间。他描绘了两场战斗：陷入困境的雷奥与本廷，还有在远处陷入重重围困的卡斯特。但他也绘制了这条有许多深谷的小比格奥河川，印第安人的棚屋，四周广阔杳无人烟的白色空地，而大地仿佛被白色的积雪覆盖着。画中看不到色彩，没有一滴血，没有色泽艳丽的羽毛，也没有蓝色军大衣。

　　首领“红马”给它添补了41张象形文字的纸条，标明雷奥的军队队形，每个骑兵悬挂着一把战刀。这是遵照白人的逻辑作的假想。这些白人士兵谁也没有发怒，谁也没有悲伤，甚至如同习惯于这样表露情感的白人那样，显得在关注什么人似的，好似在纳闷为什么他们被箭支穿身，或为什么他们要被剁掉双脚。男人们的残肢碎体遍及各处，到处是长着胡须的人头。一顶帽子旁边是几只被切断的手。大多数赤裸的被肢解的尸体正如泉水般喷涌着鲜血，被肢解处则是黑色的凝聚物。然而，被切下的头颅呈现着笑意。英欧人是不可能用这种观点来表达艺术的。受过专科学院培训的白人艺术家们也在再现卡斯特的部队，描述他们所遭受的野蛮的杀戮，他们那被击碎的脑袋，被揭去的头皮，然而，这些油画地道地表明了人们在死亡时所遭受的痛苦的表情：怀疑，恐惧，愤怒，忍受的苦痛与绝望。他们好似下意识地庆祝他们被击败时的极度痛苦。画家们绝对不会描绘出一个微笑着的牺牲者。

　　站岩代理处的迪科斯特·史密斯同印第安人画家在一个画室工作，他可能理解这些土著人的观点，也理解白人所持的观点。他说，北部平原的一个印第安人更专注于他们眼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所了解的东西。“红马”的画中出现了本来不存在的战刀，原因就在于此。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他们知道，白人士兵确实在某个时候佩戴过战帽，所以就这样描绘。

　　早些时候，在他们没有机会研究卡斯林，博德梅尔，以及其他美国现代画家时，印第安人画的骑马者是双腿同在一侧，仿佛一个两腿同在一侧的侧身骑马的人。这看起来是错误的，但人毕竟长两条腿啊！许多类似的艺术观，会使一个印第安画家画的侧面像成了一只眼的人，从而也会使他甚至不喜欢欧洲式的明暗衬比法（不注重所存在的细节）。史密斯抱怨说，当他画一个印第安人的3／4的面部时，他常常被那张死死盯着的他的客体挫败。

　　如同一个欧洲艺术家表达射击那样，在印第安人画家的笔下，子弹呈扇形从抢管飞出（看不见枪的射击除外），并绘出枪是在某时、某地射出的。同样，尽管持枪棒或鞭子的人离敌人很远，但非要把它们绘制成触及到敌人身上，表明它确实鞭打了这些敌人。

　　他们没有透视画法原理，也几乎从未尝试使用这一画法来缩短画面，并且由于认为不管远处、近处，马蹄印都一样大，而无近大远小的观念。

　　相继的这些逻辑，使白人士兵认为印第安人的图画如同报纸L的连环画，极其不同的是印第安人的表达不无意义。同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一样，他们突出地保留了所要表达的内容。我们应当感谢史密斯先生所说的：“他没有使用‘重击’，‘打击”，等这样的表达，也没有在牺牲者的头上安置星花与叹号，以表示这个部位受到了重击。”

　　19

　　一本苏人日记或《冬日记数》把1876年记为他们杀死“长头发”的日期。

　　理查德·道奇在19世纪末记述道，他认为仅有一本日历现存，从1799年—1800年第一场雪开始记述。用逐渐扩展的螺旋式雕刻文字，把相继岁月的每件大事描绘出来：

　　1．“乌鸦”印第安人杀了30名苏人。
　　2．苏人传染了天花。
　　3．苏人偷盗了大量钉铁掌的马——他们第一次看见这种马。
　　4．苏人从“乌鸦”人那里偷盗了一些“有蓬松鬃毛的马”。
　　5．苏人举办了一个重大的“烟袋舞会”，接着前去参加战斗。
　　6．“乌鸦”人杀了8名苏人。
　　7．一名阿利卡列人在射鹰时，被一名苏人杀死。

　　一场场战争，一个个盗马贼．一次又一次突然降临的灾祸，杀死李人的苏人自己又被李人杀死。他们的1870年就是在这些单调的记事中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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