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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故事开始了。第二天，我就写了一封信。以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我一直在写。信很短，每天写好几封。有时，我几天不写，然后又开始写。我新写了一封信，但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东西，我立即把信寄走。我不想留着它。我给她寄了几箱信。我不期望回信。没有回信可等。我什么都不等。但我在等待。我继续按那个地址写信。那条马路我并不认识，那个套间我并不熟悉。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信她是不是都看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我给这些书的作者写了几句话。那个女人，《印度之歌》放完后我在电影院里见过她。 　　让娜·莫罗1歌唱那场传奇式的爱情。我买了唱片。我别的不听，只听这张唱片。只听莫罗的声音和卡洛斯·达莱西奥的探戈。我被迷住了。我也跟着唱。我不等她的回信，然而，我还是希望她能回。希望她会回，希望她会给我写信。没有回答。没有。哪怕写一句亲切的话，礼貌礼貌也好，比如说“感谢您”，“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信”之类。没有。没有任何回音。写几句亲切的话，礼貌的话，这不是她的风格。决不。我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读了她的书。我让自己天真地这样想：总有一天，她会给我写一个字的。 　　我继续读她的书。别的书我一概不碰，我放弃了任何别的活动。我不再上课，我什么都不干。我天天晚上喝威士忌。我换了套间，现在跟贝内迪克特·L和帕特里克·W住在康城的欧仁－布丹街，就在公墓对面。帕特里克和我都喜欢贝内迪克特，她却不想再见到我们。她和弗朗克·Ｌ一起准备文科老师的资格考试。我们有时在套间里遇到弗朗克·Ｌ。我们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们。贝内迪克特不再和我们深夜去“穆卡”喝强身的杜松子酒，听朱里奥·伊格莱西亚的《你也没有改变》和阿达莫的《下雪了，你今晚不来》了。她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很用功。她一举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找了丈夫，有了孩子和一幢漂亮的房子。在那段时间里，她不想再看到我们，不想看到我，也不想看到克里斯蒂娜和帕特里克。那个在我们之前阅读杜拉斯的作品，买了那本《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的女人，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不想再见到我们了。她会继续读杜拉斯的书吗？她还会那么爱我吗？为什么不？这并非不可能！ 　　我则继续写信。圣伯努瓦路五号。总是没有任何回音，一个字都没有。后来，1980年，她寄给我一本《坐在走廊里的男人》。这是第一次碰到：我不怎么喜欢，就是说我看不懂。我寻思这个关于性的故事有什么意思。我很震惊，很落后。可怜的天真汉。我不想弄懂。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不想撒谎。我不会。她马上就会感觉到的。我没有回信。我停止写信了。我收到了第二本书。书中附了几个字：我想你没有收到第一本。您又换了地址。我什么都没说，不再写信。 　　再后来，我又收到了《黑夜号轮船》、《奥莱丽亚·斯坦纳》和《否决之手》。 　　蓝色的封面，法国信使出版社出的。我疯了，我喜欢得发疯。我去巴黎巴比伦路的宝塔电影院看《黑夜号轮船》。我想她一定会在放映厅里。我去剧院看克洛德·雷吉和比·奥吉埃、米歇尔·隆斯达尔、玛丽-费朗斯所演的那出戏。我回去看了好几遍这部电影。诺伊利的情人们。我第一次去了圣伯努瓦路。我在五号前面经过。我怕遇到她。遇到她怎么办呢？说什么好？ 　　什么都没见到。我又乘火车回到了康城。 　　终于，我得到了消息，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病了，现在好多了，都是酒闹的，我好多了，我刚刚写完了《奥莱丽亚·斯坦纳》的电影剧本，我想其中有一段是为您而写的。”她没有说哪一段，也没有说是“巴黎的奥莱丽亚”还是“温哥华的奥莱丽亚”。 　　她给我这样写道：“我为您写了《奥莱丽亚·斯坦纳》这部东西。我并不认识您。我读了您所有的信。我都留着呢！我好多了。我停止了喝酒。我要做这么一件事：拍电影。我将不那么孤独。” 　　我又重新给她写信，每天好几封。我疯了，我喝好多威士忌。贝内迪克特差不多再也不来套间了。帕特里克很痛苦，回来也少了。他在的话，我们便喝一些酒。我写了些诗，一些短文，用向贝内迪克特借来的旧打字机打的。我热烈地爱上了这台灰色的机器。有几个晚上，我通宵打字写文章。我想出了一个很棒的题目：美丽的痛苦。喝酒。我喝点“芝德拉”帮助睡眠。我睡到下午才起来，听《印度之歌》。我独自呆在欧仁-布丹街的那个套间里。 　　有一天，贝内迪克特告诉我说，我必须走，离开这个套间。她说她兄弟要来康城，学医，要住在这里，住在我现在住的房间里。 　　我走了。我找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我随身带了一个铁箱，里面装着几本书。 　　后来，是的，我到了那里。1980年7月的一天，我打电话到特鲁维尔。我知道她在那儿。我每周都读她在《解放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她谈论波兰、格但斯克，谈论灰眼睛的孩子、孩子突兀的脑袋和年轻的夏令营辅导员。我敢肯定她在写我。这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 　　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我是扬。”她开口了，说了很长时间。我担心没有足够的钱付电话费，我在康城的大邮局里打电话。我不能对她说别讲了。她忘了时间，说：“来特鲁维尔吧。这里离康城不远。我们一起喝一杯。” 　　1980年7月29日，我坐公共汽车去了特鲁维尔。公共汽车站就在多维尔火车站对面。我走在石板路上，经过黑岩公寓。我什么都不看，登上大楼梯，在旅店前经过。我不知道她的套间在哪里。我不敢看，不敢抬头。我胳膊底下夹着一把雨伞，尽管天根本就没有下雨，我不知道拿雨伞怎么办。我走进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两小时以后见面。我正在工作，很难脱身。” 　　两小时后，我又打电话给她。这时已是傍晚。她说：“还没完，七点钟左右再打电话给我。到浴场路去买一瓶红酒。”她把杂货店的店名说得清清楚楚：那是特鲁维尔最好的杂货店。她问：“您明白了？不会弄错吧？”我去了浴场路，找到那家杂货店，买了一瓶普通的波尔多红酒，然后走进黑岩公寓的大厅。那时可能已近七点。我仍然傻乎乎地夹着那把雨伞。 　　“我住在二楼。您在走廊里不会迷路的，走到头。在大镜子的右边。” 　　我敲了门。她开了门，露出了微笑。她拥抱了我，说：“您知道，有门铃的。敲门谁也听不见。” 　　我打开红酒。酒很差，软木塞的那种。她说，我听。她说：“每星期写专栏文章真难，每次我都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我们喝着酒。她说着。我在那里听着。我在黑岩公寓的那个套间里。她对我说：“您来看，这里很漂亮。有两个浴室，其中有一个豪华得让人难以置信。普鲁斯特去卡布尔的大旅店之前，和他的祖母来过这里，住在靠海的那个套间。我喜欢靠院子的那边。整天都是大海，不分日夜，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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