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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访谈录 　　他的脸上带着孩子气，让人怎么也想不到他竟有那么疯狂的爱情故事。这种爱情，肉体之欢是有限的，总的来说是悲剧性的。他很乐观，好像天生如此，赤着脚，踩在他的出版人马朗·塞尔女士办公室的地毯上。他不叫扬·安德烈亚，这个名字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给他创造的，而且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 　　扬：她用我的名字和我母亲的名字组成了我的姓。她取消了我父亲的姓。我的老家在布列塔尼，所以她又在我的姓名后面加上了“斯坦纳”。于是我便成了扬·安德烈亚-斯坦纳。这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名字，还不如说是某本书中，某部电影里的一个人物。 　　记者：1980年夏天之前您在干什么？ 　　扬：康城马莱伯中学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的学生。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漫不经心的人。我研究哲学，我对学说和观点比对文学更感兴趣。我略懂罗兰·巴特。我很喜欢他。后来，我读到了《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然后便给她写信。就这样。但我早就在这本书里面了。那个懒散的躺在垫子上的家伙就是我。后来，我又躺在了床上。在电影《大西洋人》中。我们的一见钟情在我们认识……在我们见面之前就发生了。 　　（他笑得很厉害，也许是在吼叫。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在自我掩饰。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可爱的、温柔的、梦幻的东西。） 　　当时我二十七岁。我很腼腆。一种病态的腼腆。我忘了自己是谁了。我变得一钱不值。她让我明白了肉体仍在。她在具体的生活中，在思想而不是在推理。她不作分析，从来不作分析。 　　（他谈了一点她写作的情况，很不乐意，经常停下来。那种喜剧演员常用的沉默已经很出名了，他用得炉火纯青，使对话者产生动摇。） 　　她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专制的灾难。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是否继续生存的问题。这一切都和贫穷，和童年有关。她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记者：不过，《情人》出版之后，她变得很富有了，不是吗？ 　　扬：对她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钱，她不感兴趣，只是她不时地给银行打电话。“我还有多少钱？”她问。人们给了她一个振奋人心的数字。她叫着我的名字：“扬，您听听这个数字……”当我们超过十万法郎时，她高兴得像个小女孩。但她仍然觉得自己很穷。贫穷感依然如故。 　　（他不想或者是不能谈他自己，话题老是回到杜拉斯身上。） 　　记者：您会不会有时觉得或感到身不由己？ 　　扬：会。我经常失足，在这个地狱里，她没有给我钥匙。她常说：“各自的路各自走。” 　　记者：她说得没错。您成了一名作家…… 　　（他显得有点慌张，但也很高兴。） 　　扬：不！不！而且，她经常这样跟我说：“扬，您，您没必要写作……”也许这会妨碍她。她很刁钻。总之，她从来不允许我坐在她写作的位子上。 　　记者：您的家人对这些事怎么看？ 　　扬：我母亲完全接受这一事实。她没有鼓励我，但她发现我身不由己。我不能打电话给她，不能去看她。杜拉斯的妒忌心可怕极了。她恨我母亲，恨我的姐妹。我没有权利看别人，看女人……难以想象……她对我丝毫不放松。我整天干活。洗碗、打字、陪她看电影、开车陪她兜风。白天，黑夜，永远没完没了……所以，当我母亲来巴黎时，我只能偷偷地去看她。我害怕。我老是看表。我浑身上下不自在。我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记者：杜拉斯的朋友们怎么看您？ 　　扬：没有人看我。她不让别人看我。我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她尤其不愿意我跟别人谈论她。事实上，她这样做是对的。我现在发现，她的这种苛求保护了我们的关系。 　　记者：说到底，您是一个囚徒。拿让·热内1的话来说，是一个爱情囚徒。 　　扬：又是又不是。囚徒，是的。她到处把我带在身边……有时，这显得很滑稽。有一天，她在餐厅里点了一些牡蛎。她问侍应：“您知道我是谁吗？”“当然，我知道您是谁。”侍应回答说。于是，她对我说：“您看，扬，一切都没完。吃！”她感到很宽慰。为了感谢侍应，她在菜单上给他写了一篇很美的文字。 　　记者：这场爱情究竟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 　　（他摇摇头，不再笑了。他盯着您看，目光炯炯，就好像是杜拉斯的目光一样。） 　　扬：不，这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秘的事情。一场相遇。我总想起《广岛之恋》中的那句话：“我喜欢你，多了不起的事啊！” 　　记者：您的书把您解放了出来…… 　　扬：啊，不！这本书，是我寄给她的一封信。我重新开始做1980年夏天之前我做的事：还在给她写信，永远给她写信。 　　（文中记者为让-弗朗索瓦·若斯兰） 　　译自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9月18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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