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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2)
“奶奶，现在是20世纪末，德国人是我们的盟友。再也没有战争了，醒醒吧！” 　　老人在迷宫里失去了方向，谁也不认识了，她把名字和时代混为一谈，并在电话里跟已故的朋友们说话。在两种选择之间，她无法作出判断，于是又垂下脑袋，死气沉沉，像是被自己说的话吓晕了似的。她的理智就像一团颤悠悠的火苗，随时都有可能熄灭。小女孩叫阿伊达，母亲是埃及人，信科普特教。阿伊达的父母坐游轮旅行时遇海难丧生了。他们非常喜欢威尔第，所以给女儿取名为阿伊达。阿伊达现在独自跟奶奶一起住在马莱的一套公寓里。她还不到8岁，怎么会想到带奶奶来看急诊的呢？我大为惊讶。 　　“也许奶奶说的有道理，那就必须通知什么人；如果她说的不对，那就应该告诉她说的不对。” 　　征求了别的医生的意见之后，我让老太太留下住院，自己则充当阿伊达的保护人，至少是在晚上。我很喜欢这个阿拉伯名字，这使我们俩的距离拉近了她很快就成了一个调皮鬼，又笑又闹。她应该乖乖地坐着，等待别人照料她的。可她没有！她蹦蹦跳跳就像一只小狗。她充满了活力，在我们当中乱跑，利用自己人小的优势，到处乱窜，闯禁区，碰警械，对病人没有礼貌。病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不知疲惫的“小圆球”，都忘了自己的伤残。她嘲笑他们的不便、他们的破行，睥睨着他们的担架，问： 　　“你怎么了？” 　　“肠梗阻。” 　　“呸！” 　　在这个让人压抑的背景中闯进这个女魔，我感到非常振奋。她为我的失望进行报仇。她会砸烂一切，拔掉输液管，打翻瓶子。我会鼓掌欢迎的。 　　她很快活，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像是蝴蝶。下巴上有个小酒窝，有道疤痕。她长大以后，男人们会吻个不停，摸个不休的。她的文具盒里有些电子游戏玩具，一个日本天皇，还有一盒多米诺骨牌。孩子很快就对我产生了信任感，随便起来，要我陪她玩。每当快要输的时候，她就不玩了，或把东西掀翻。如果我面有愠色，她便爬到我的膝盖上来爱抚我。她喜欢小丑，哼着歌剧中的曲子。走调了，她笑出了眼泪。她鼓起脸颊，张大喉咙，拍着胸脯，结结巴巴地说着萨比尔语①。她是个十足的小丑，哗众取宠，“牙牙”学语，辫子在脑后飞来飞去，像一道黑色的光。她让整个科室的人都开开心心的，一直闹到半夜12点，谁也不敢叫她闭嘴。最后，她颤着声音再喊几句，便头枕着胳膊睡着了。 　　①萨比尔语：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的混合语，曾流行于北非及地中海东岸各港口。 　　不能打发她回家，因为我知道她家里没人。我把她带到自己家里，安排她睡觉。这不是谁规定的，但在紧急情况下，心灵和感情原则高于规定。她不一会儿就醒了，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她歪着漂亮的小脸，弓着背，声音颤抖地说： 　　“小心，德国人在那儿。我会通知您的。” 　　她斜着眼睛看我，看我对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有何反应。然后，她又一头栽倒在床上，立即就睡着了。我用一只新手套擦了擦她的脸——我有点惊慌——又吻了一下她的脸颊。我又产生了一些矛盾的感情，慢慢地琢磨着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在楼梯上，我遇到了一个神甫，他长着童男似的脑袋，行走如飞。上帝打呼机叫他呢！快去进行临终涂油礼，还有一个合同！ 　　一回到天花低矮的一楼大厅，我就重新忧虑起来。这时，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既坚定又缺乏根据的信心，不容反对。去求邦雅曼·托隆，让他给我讲完他没有讲完的故事。好像我会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安慰，他混乱的故事将有助我理清我内心的混乱。他激怒我，却又让我离不开他。他说的是真是假，这并不重要，只要他说的故事是对准费迪南的重型武器，是敷在我伤口上的香脂。所以，尽管3小时前我还骂过他，我还是去了内科，没敲门就闯进了他的房间。他假装睡着了，我摇醒他。他睁开眼睛，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我知道您会回来的！我们有约在先，您可别忘了！” 　　他的沉着使我吃惊。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约，但为了治好您的病，我想您有必要讲完您的忏悔。” 　　他露出一副懊悔的样子： 　　“您刚才对我粗暴，甚至伤害了我。” 　　我欲言又止。 　　“好了，我很抱歉。当时我心里很烦。” 　　“主要是您被我说的故事吸引住了，不是吗？” 　　他再次扭转了局面，成了我求他了。 　　“到一楼咖啡厅前面找我。我会通知监理员，说你要跟我谈话。” 　　我不等他回答，转身就走，“砰”地一下关上门。我敢肯定这个骗子会来的。重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会非常高兴。我恨自己太相信他的无稽之谈了。我无法保持当医生所需的中立。那天晚上，我完全是无意识的。 　　半小时后，邦雅曼·托隆穿着一双破拖鞋来找我了。他出门时，又遭到了两个担架员的挖苦。他在我旁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下。我们俩坐在走廊里。走廊有栅栏，通向地窑；对面是工会的常设接待处，还有这个时候已经关门的酒吧。月光把花园照得几乎亮如白昼，把它切成潮湿而翠绿的几大块。我们好像是在剧院提词员所在的地方。在巴黎，盛夏季节，不是黑夜降临，而是白日在黎明大发光芒之前渐渐地暗淡。这个时候，几乎没什么人，除了牵着狗的保安在找流浪汉，把他们赶走。城里吹来一阵风，但我们丝毫没有感到凉意。蚊子和苍蝇围着电灯泡嗡嗡地叫着。门在远处“乒乓”作响，风机的嘈杂声从地下传来。我们感到脚底下整个医院在颤抖，就像有个动物躺在我们脚边发抖一样。我沉重得就像胸口上压着一块石头，几乎看不清邦雅曼。月光太亮了，反而使走廊更黑，黑影和幻影就像在跳芭蕾舞。 　　邦雅曼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接着昨天晚上的故事往下讲。巴黎的市中心隐约传来一阵嘈杂声，圣母院的大钟每15分钟敲一次。我们就像两个幽灵，坐在黑暗中谈话。我好像觉得，这个陌生人的故事是黑暗本身在说，它凑到我耳边喁喁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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