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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卷进毒品活动中。”沃克尔鼓励性地示意说。 　　“他妻子是什么背景？她会牵连到这件事里吗？推销毒品，花他的钱？” 　　“对他的妻子，我了解的是，她是个护士。他们是在新英格兰长老会女执事医院碰到一块儿的。两个都是当地人，在那儿长大，除了他出身于坎布里奇上层社会WASP （祖先是英国新教法的美国人）家庭，而她是个爱尔兰棚户居民，没有罪行。” 　　“那是什么罪过？” 　　“我有时候也到棚户区去。想想，你也许也是个爱尔兰人呢。” 　　“不是……不过有些人这么认为。” 　　“亚美尼亚人？” 　　“西班牙，千真万确。”我觉得自己有些羞愧，“一半一半。” 　　“一个西班牙塞纳瑞塔。也许，”他殷勤地继续说道，“我可以叫你塞纳瑞塔吗？” 　　“塞纳瑞塔。” 　　他点点头。根本不为任何理由，我们干了一杯。 　　服务生出现的时候，“野嘴”告诉他：“这位塞纳瑞塔需要点鱼和土豆片。”这句话给我添了几分醉意，我把整条手臂搁在桌子上，头不胜娇柔地靠了上去，一面大笑起来。 　　我们喝得很痛快，天空已经晴开了，但是人行道上积了一层薄冰。我们彼此挽着胳膊，一步一滑地朝我们的汽车走过去。我对“野嘴”，他染黑的头发以及他的一切都产生了一种慈爱之情。从餐馆到停车处花了我们一段时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路面像铺了一层玻璃一样，实在是太滑溜了。绿色的轿车在沉寂的街道拐角处等着我，尾灯经过了风雪的洗礼，在白蒙蒙的雾气中只能发出微弱的光，我呼地撞上了它。 　　“野嘴”爬了出来：“嘿，这是政府的车”。他挥舞着手臂但很快就垂了下来，他摇着头钻回车子里，拉上了门。于是我们开始在波士顿城中穿越。给我的印象则似在乡间小路上行走，每个路口都看得到交通事故的残骸。调幅电台正在播放罗德·斯特沃特的一首老歌“玛吉美”。车窗外，加热器开始冒出水汽了。我漫不在意。除了它超乎想象的复杂，我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城市里有千百张床，就像蝴蝶聚集地的蛹一样，除了我，每一张床上都有一个单独的个体，他们有自己单独的历史，生或复制自己或死。而我没有一张床。我自顾自怜，猛然间一踏刹车，车歪歪斜斜地停在了一处拐角的路灯底下，在背后，是一排黑乎乎的红砖居民房。在那个拉长了的羊皮纸一般薄削的阴影后面一定有盖温暖的灯。也许那里，在一个我决看不见到的房间里，在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城市里，一个母亲醒着，看护着一个孩子，孩子睡在平和安详中。 　　那绝不是我的母亲，也不是我。她在那里，在房子里，但是模糊不清。“在地狱里她在做什么？”我在康芒威尔大街的中间，要求知道。问题出来了，正当的，像水晶般的透澈。“为什么我不记得母亲抱过我、抚摸过我？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呆在我的屋子里，听见她在哭？”因为她没有想要我，这对她自己来说，一样是正当的要求。她才十几岁怀孕了她下流胚的男朋友溜走了，她是脆弱的，她没有能力对付我这个杂种小鬼，只有外公，才能坚强得爱我。 　　我们到达希拉顿的咨询大厅后，沃克尔戴着手套的拳头伸出车窗向我挥舞着算是道别，然后掉转头走了。那辆车现在已经遍体鳞伤。我像别的美国人一样，先驶进巨大的地下停车场，然后拖着衣箱坐电梯升到门厅里，然后升得更高到我的房间里，这里可以看到这座城市令人目眩的市景，某处闪着耀眼的电光，而另一处则挑衅地回应几道红光。我坐在一张桌子上，有些呆滞，手却本能地伸向了电话，没有原因，自私，为了逃脱那说不出的孤独感受而去寻找那个唯一爱我的人，我先拨了长途代码8，然后是外祖父的号码，他现在一定在加利福尼亚沙漠的斯普润小镇他冰冷的卧室里睡熟了，我渴望把他从熟睡的安静中唤醒，把他带回给我。但是电话铃空荡荡地回响着，而他在哪里。 　　我强迫自己喝下去三杯水，脱下衬裤就倒进了厚实软和的床垫里，那里我已经铺好了被单，羊毛毯和沉重的床罩盖到我的肩头。我做了一个关于那架直升飞机的梦。 　　我站在圣莫尼卡警察局外，握着外祖父宽厚温暖的手，一切事物都被落日的阳光染成了红色，就像透过红色的玻璃糖纸看出去的一样。总统的直升飞机正在一场桔红色的粉尘风暴中降落，它巨大的肚腹朝我们压下来——我害怕极了，生怕我们会被它压个粉碎。直升机着陆了，JNK爬了出来，顺着踏梯飘着，没有挥手，非常清醒，什么事情不对头。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他的脸死白。头上有枪伤，弄得血肉模糊。那是一具行尸走肉。 　　在厚重的被盖下我却冻醒过来，因为恐惧卷缩成一团。这个梦不是关于肯尼迪的。那是我父亲。血和死亡。 　　“野嘴”沃克尔和我一起坐在坎布里奇公园最北端一角的一个游乐场的长凳上。大醉了一宿之后在清晨九点钟还很难判断清楚到底哪个方向是最北端。我在公园里转了好几个圈，才看到一个大块头独自坐在那儿，披着雨衣戴着帽子看起来像个叫化子，然后我认识到那一定是他。当我们坐在铅灰色阴云满布的天空下等候时，我开始妒忌那顶帽子和打着厚厚的橡胶鞋底的那双笨重的黑鞋。 　　克劳迪姬·凡·何文坚持要在这里会面，而不在她的住所或别的任何场所。她告诉过“野嘴”她有一套小型的寓所，她的丈夫，一个研究生，在晚上工作，白天睡觉。还有孩子，她告诉他。这已经够难的了。 　　游乐场上光秃秃的，到处溅着半冻状态中的泥浆。我把脸转过来，迎向湿润的微风。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这期间，我了解到了五年前“野嘴”得前列腺癌接受放射性治疗时的每一个细节。 　　最后我烦躁地站了起来：“我们被耍了。” 　　“她会出现的。” 　　“我们去她家。” 　　我们已经走出了公园的铁木门，这时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穿着黑色长外衣披着红色披巾的苗条女人推着一辆轻便婴儿车越过大大小小的水洼走进游乐场。 　　“就是那位小姐。”沃克尔松了口气说道，“告诉过你她人不错。” 　　我们走过去，彼此握了握手。克劳迪姬·凡·何文轻巧地微笑着。她比我年轻，二十岁多一点，眼圈周围还根本没有皱纹。 　　“让你们久等了？” 　　我望了望“野嘴”，我知道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们九点钟到的。”我告诉她。 　　克劳迪哑看上去有些不安：“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她看了看表，痛苦地皱起了眉头，似乎只是意识到她失去了一些东西。“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我女儿有四个小孩，全是男孩。”“野嘴”老派地递了个眼色，“有时候她一次就会丢掉好几天的时间。”他拉住她的肘，让她在长凳上坐下，继续讲他的孙子并逗引她谈自己的孩子。我开始钦佩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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