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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2)
当我注视着查尔斯的当儿，我要提出的问题却与上述两个问题无关。我应该怎样写下去呢？我曾想过，就在此时此地结束查尔斯的故事，在他去伦敦的路上我们就永远离开他。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传统模式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容许开放式的、无结论的结尾。我前面已经宣扬过，必须给人物以自由。我的问题很简单——查尔斯所需要的东西是清楚的吗？非常清楚。可是女主人公所需要的东西却不那么清楚，而且我甚至不知道她身居何处。当然，要是这两方面的需要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我根据想象臆造的东西，这个问题显然是难以处理的：一种需要跟另一种需要相冲突，最后实际上一种需要可能战胜另一种需要，也可能失败。小说总是要假装与现实相一致：作家把两种相互冲突的需要安排在一个圈子里，然后就描写这种冲突——可是实际上他安排好了这场冲突，最后让他所赞赏的一方获得胜利。我们在评判小说家时，既根据他们安排冲突的技巧（或者说，根据这样的技巧——能够使我们看不出他们安排过这场冲突），也根据他们在这场冲突中站在哪一方：善良的，悲惨的，邪恶的或滑稽的，等等。 　　但在冲突的安排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要向读者表明作者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见解——不论作者是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或者还是别的什么主义者。我已假装回到了一八六七年。当然，那一年是一个世纪以前。我觉得不管我对那时的社会表示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或者任何别的什么态度，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自那以后发生了什么。 　　于是，我继续注视着查尔斯，觉得这一次完全没有必要安排他即将投入的冲突了。这样我就有了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我可以让冲突自行发展，自己只是起一个记录员的作用；或者，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对冲突的发展和记录都进行干预。我注视着那张似乎软弱无能但也并非毫无作为的面孔。我们快要到达伦敦时，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说，原来我认为难以处理的那个问题是并不困难的。在这场冲突中我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提供两种可能性，两种描述。采取这一办法，对我来说只剩下一个问题：我不可能同时提供两种描述，总要有先有后。不论第二种描述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是最后一章，是“真正”的描述，其效果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包，取出一枚银币。我把它放在右手拇指的指甲上，把它弹起两英尺高。它在空中旋转着。我用左手接住了它。 　　就这样做了决定。这时，我突然发现查尔斯已睁开眼睛，正望着我。从他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出，这当儿他对我已经不仅仅是不喜欢了。他以为我要么是个赌徒，要么是个精神病患者。我还了他一眼，表示轻蔑，接着把银币放回钱包。他拿起睡觉时放在一边的帽子，掸了掸灰尘（根本就没有灰尘，他这一动作是表示对我厌恶），戴到了头上。 　　我们在帕丁敦车站下了车，站台的屋顶是用巨大的铁梁支撑着的。我们总算到了伦敦。他迈步上了站台，向一个挑夫招了招手。不一会儿，他向挑夫交待完毕，转过身来，却发现那个大胡子已经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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