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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8)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一。第二，我再一次命令您下马。如果您是个残废，我可没叫您在部队里工作，这不能怪我。” 　　保尔好像挨了一鞭子，他猛地一抖缰绳。但是，古谢夫那只坚强有力的手阻止了他。保尔受到这样的侮辱，忍不住要发作，同时他又竭力克制自己，内心斗争了好几分钟。现在的保尔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任性地从一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战士了。他现在是营政治委员，全营战士就站在他身后。他自己的行动会给全营树立什么样的服从军纪的榜样呢！况且他担任部队的训练工作，又不是为这个花花公子干的。想到这里，他离镫下马，忍着剧烈的关节疼痛，朝队伍的右翼走去。 　　一连几天都是难得的好天气。演习快要结束了。这次演习的终点是舍佩托夫卡，第五天他们就在这一带进行演习。别列兹多夫营奉命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面攻占车站。 　　保尔十分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把所有的途径都告诉了古谢夫。全营分成两路，深入迂回，秘密地绕到“敌人”后面，然后出其不意地高喊“乌拉”，冲进了车站。根据评判员的评定，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车站已经被别列兹多夫营占领，防守车站的那个营“损失”一半人员，后撤到林子里去了。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营。他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正站在街心，布置兵力。一个战士跑到他们跟前，大口喘着气，向保尔报告：“政委同志，营长问，道口是不是都有机枪把守。评判委员会马上就到。” 　　保尔和连长向道口走去。 　　团部的人都已经到达那里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成功。 　　战败的那个营的代表们羞愧不安地站在那里，一点也不打算替自己辩护。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本地人，是他给我们领的路。” 　　参谋长骑着马走到保尔跟前，讥讽地说：“同志，您的腿跑得挺不错嘛，看来，您完全是为了出风头才骑马的吧？”他本想再说两句，一看柯察金眼神不对，才把话咽了下去。 　　团部的人走后，保尔悄悄问古谢夫：“你知道不，他姓什么？” 　　古谢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算了，别理这个骗子。他姓丘扎宁，革命前好像是个准尉。” 　　保尔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名字，这一天他几次竭力回想，还是没有想起来。 　　演习结束了。军训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好评，返回别列兹多夫，可是保尔的身体却累垮了。他在母亲身边住了两天。 　　马就拴在阿尔焦姆家里。他每天都睡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车库去找阿尔焦姆。这座熏黑了的厂房，使保尔倍感亲切。他使劲吸了一下煤烟的气味。这气味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从小闻惯了这种气味，他是在这种气味中长大的，和它结了缘。保尔好像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似的。他已经好久没有听见火车头的叫声了。一个水手，每次久别归来，看到碧蓝的茫茫大海，止不住会心潮澎湃。保尔现在的心情也是这样。机车库的亲切气氛吸引着他，召唤着这个往日的火夫和电工。他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他跟阿尔焦姆没有谈多少话。他发现哥哥的额上又添了一道皱纹。阿尔焦姆在一座移动式锻工炉前面干活。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样子生活很困难，虽然阿尔焦姆不说，但是情况是明摆着的。 　　兄弟俩一起干了两个来小时活，就分手了。保尔在道口上勒住马，望着车站，看了很久，然后朝黑马抽了一鞭，在林间的路上飞跑起来。 　　现在在森林里走路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匪帮，捣毁了他们的巢穴，这一带的乡村里也太平多了。 　　保尔回到别列兹多夫，已经是中午了。莉达高兴地在区委会门口的台阶上迎接他。 　　“你可回来了！你不在，我们都寂寞死了。”莉达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同他一起走进屋里。 　　“拉兹瓦利欣呢？”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 　　莉达有点不愿意回答：“不知道。哦，我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到学校去替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份内的事，不是柯察金的事。” 　　这消息使保尔感到奇怪，也很不痛快。他一向不喜欢拉兹瓦利欣。“这家伙到学校里去搞什么名堂？”保尔不高兴地想。 　　“去就去吧。你说说，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了吗？那儿同志们的情况怎么样？” 　　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活动着他那疲倦的双腿。莉达把最近的情况全告诉了他。 　　“前天批准了拉基京娜做预备党员。这样，我们波杜布齐支部就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她。你瞧，教师们已经开始转变，他们有的人完全站到咱们这边来了。” 　　利西岑、保尔和新到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晚上常常在利西岑家围着大桌子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着，小阿妞和利西岑的妻子早已睡着了，他们三个人还坐在桌子跟前，低头读一本不太厚的书。只有夜里利西岑才有时间读书。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到利西岑家里来学习，他看到他们两个人学到前面去了，心里挺难过。 　　有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格里沙夜里被人暗杀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跑了出去。他忘记了腿疼，几分钟就跑到执委会的马厩，以疯狂的速度鞴好马，一跨上去，就用皮鞭左右抽打，朝边界飞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尸体停放在饰着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有一个边防军战士和一个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不许任何人进去。保尔进了屋，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很大，还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后脑勺被锐利的凶器击破，现在用云杉枝遮掩着。 　　是谁杀害了这个青年呢？他是独生子，母亲是个寡妇，父亲从前给磨坊老板当长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中牺牲了。 　　老母亲一听说儿子死了，立刻昏倒在地。邻居们正在救护这位人事不省的老人，可是他的儿子却默默地躺在那里，保守着他的死亡之谜。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个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保卫者，在村子里的朋友要比敌人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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