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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4)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修建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四周林木环抱，一条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脚下。所有房间的窗户全敞开着，微风吹拂，送来了山下矿泉的硫磺气味。保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那时他就有同伴了。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好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音呢？他苦苦思索，终于把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找了出来：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正是他，不会是别人。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过了一分钟，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旁边，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还活着哪？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让我高兴高兴？你这是怎么啦，真正当起病号来了？这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大夫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们那一套，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保尔体会到他的笑谈中隐藏着同情，又流露出一丝忧虑。 　　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嘴里，保尔第一次听到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要决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倒霉。不过，没关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那时候我差点躺倒起不来，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无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吗？这样不行！我有时候也有不好的念头，心想，也许该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到了这个岁数，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真有点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到头来每次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一办起来就没个完，晚上十二点也回不了家。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 　　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区领导工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三十岁的大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个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会好几种外语。他满肚子学问，就连那个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我马上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达雅做工，保尔学习。他刚要着手小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袭来：他双腿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都没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她的绝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 　　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在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物。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在继续发展。他的右眼发炎，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个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默默地出现在道上，挡住了他的路。母亲和达雅悲痛到了极点，他本人却很冷静，暗暗下定了决心：“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前进，要是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要是重返战斗行列已经不可能——那就应该了结了。” 　　保尔写信给朋友们。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达雅激动而又高兴地告诉他：“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党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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