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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老头子除了一再重复他那个“每个人只有一个命运”的理论之外，经常责备桑儿，说他动不动就勃然大怒。老头子认为，使用威胁乃是最愚蠢的自我暴露，事前不想一想就大发脾气乃是最危险的任性表现。谁也没有听到过老头子脱口而出地说过一句赤裸裸的威胁的话，谁也没有看到过他发脾气发得不能控制。就这样，他竭力把自己的戒律教给桑儿。他认为：人生中除了有一个敌人过高估计你的缺点，就再也没有更大的自然优势了。

　　兵团司令克莱门扎手把手地教桑儿打枪，挥舞绞刑刑具。桑儿不大喜欢使用意大利绳子，他美国化的程度太深了。他偏爱的是使用起来简单、直截了当、与人力无关的盎格鲁撒克逊枪炮，这使克莱门扎很伤心，但是，桑儿已经成了他父亲欢迎的伴侣了，为他开汽车，还帮他办很多小事。在随后的两年里，他显得好像是自然形成的、进入自己父亲业务的儿子了。他不大颖脱，不太急切，却满足于一个不费气力的工作。

　　同时，他那个少年时代的伙伴和半结义兄弟汤姆·黑根却要上大学了。弗烈特仍然在高中念书，幺弟迈克尔在念小学，最小的妹妹康妮还是一个刚学走路的四岁小女孩，全家早就搬到布朗克斯区的一栋公寓里去了。考利昂老头子正在考虑在长岛买一栋房子，但是他想把买房子的事同他正在拟定的计划协调起来。

　　维托·考利昂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都给地下世界的斗争打得个稀巴烂。好几十个地方爆发了游击战，野心勃勃的流氓一个个都拼命想割据，建立小帝国。像考利昂这样的人都在竭力保卫自己的“边疆”，保卫自己的生财之道。考利昂老头子发现报纸和政府机构正在利用这种乱砍乱杀的局面设法推行越来越严厉的法律，设法采取越来越残酷的警察手段。他预料，公众义愤很可能导致民主程序暂时停止执行，这对他和他的臣民可能是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帝国就内部而言，是稳固的。他决定先给纽约市，然后再给全国所有卷入战争的派别带来和平。

　　他对这个任务的危险性并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把第一年用于同纽约帮派的头目会谈，做做准备工作，摸摸他们的底，建议划分势力范围，并由一个组织松散的联盟协调会批准后，大家共同遵守。但是当时帮派大多，互相冲突的特殊情况也大多了，要达成一致协议是不可能的。就像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统治者和法典制订者一样，考利昂老头子认定，除非把独立统治的国家的数目压缩到一个容易处理的小数目，不然秩序与和平是不可能的。

　　有五六个“家族”实在太强大了，无法消灭。但是其余的，例如街道“黑手”恐怖集团，各行其是的敲诈勒索的放债集团，还有那些尚未得到司法当局的适当保护（也就是说还没有买通有关当局）的、强暴的赛马赌博登记者集团，都得统统滚蛋。于是，他发动了一场实质上是殖民地侵略性质的战争来对付这类人物，把考利昂组织的全部人力、物力都投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

　　纽约地区和平局面的取得，花了三年时间，并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开始却有点倒霉。原来老头子早就决定要消灭的一群死心塌地的爱尔兰强盗，凭着他们拼死拼活的蛮劲，差点获得全胜。一个爱尔兰匪徒，凭着自杀的牺牲精神，有一天由于偶然的机会冲进老头子的警戒圈，瞄准老头子的胸膛打了一枪。刺客立即给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但他造成的损失却成了既成事实。

　　不过，这一下却给桑迪诺·考利昂造成了机会。由于父亲动弹不得，他直接抓军队，组成自己的兵团，军衔是司令。桑儿就像一个年轻的、没有经过宣扬的拿破仑，表现出了领导城市战争的军事天才。他还表现了一种冷酷无情的作风，没有冷酷无情的作风是考利昂老头子作为统治者的唯一缺点。

　　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桑儿·考利昂获得了地下世界从来没有过的最狡猾、最残忍的刽子手的名声。然而，单纯就恐怖程度而言，同那个名叫路加·布拉西的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比较起来，他却大为逊色。

　　跟踪残余的爱尔兰匪帮，并单枪匹马地把那一伙扫除干净的就是布拉西。当那五六个强大的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企图干涉，并充当那些零散的帮派的保护人时，为了杀一儆百而杀死这个家族的头头的，也是布拉西。另外，老头子伤好了，恢复了健康，就同这个家庭讲和了。

　　到一九三七年，除了小的事件和误会（当然这些小的事件和误会有时也会造成毁灭性的严重后果），总的来说，纽约市的气氛是平静而和谐的。

　　就像古代城邦国家的统治者用焦急的目光注视着野蛮部落在他们城墙周围游来荡去一样，考利昂老头子也密切注视着他自己那个小世界外面的事态发展。他注意到希特勒的上台，西班牙的陷落，德国在慕尼黑对英国进行的威吓。他没有受到外部世界的蒙蔽，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他明白这场战争的影响。他自己的世界将更加强大，坚不可摧，不仅如此，那些善于随机应变的、有远见的人们可以利用战争的机会大发横财。但是，要发横财，在他自己版图以内必须洋溢着和平气氛，而同时外部世界战争却疯狂进行。

　　考利昂老头子带着自己的信念走遍了美国。他风尘仆仆地到处奔走，与同舟共济的人们会谈，时而在洛杉矶、旧金山，时而在克利夫兰、芝加哥、费城，时而在迈阿密，时而在波士顿。他是地下世界的和平使者，到一九三九年，他比任何教皇都成功，在全国最强大的地下组织之间，达成了切实可行的协议。这项协议，像美国宪法一样，充分尊重每个成员在其本州或本市内的权威。协议包括的内容只是共同遵守势力范围，一致维护地下世界的和平。

　　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一九三九年爆发的时候，当美国于一九四一年参战的时候，维托·考利昂老头子的世界仍然处于和平、有秩序的状态，充分准备着同美国的其他工业部门，在平等的条件下共同收获金色的果实。考利昂家族插手向黑市供应国家物价管理局的食品印花、汽油印花，甚至旅游优先证。这个家族还可以帮助那些因得不到政府合同，因此就得不到原料供应的各被服公司搞到军方合同，同时又帮助他们搞到黑市原料。他甚至还能够给自己组织内部应征的全体青年弄到免役证，使他们不到海外去打仗。他是在医生的协助之下做到的，医生出点子，在体检之前先吃些什么药。另一种办法是把青年人安插在军事工业部门的免役岗位上。

　　因此，老头子有理由对自己的统治感到自豪。他那个世界对宣誓忠于他的人来说时安乐窝。他那个世界以外的那些相信法律和秩序的人们在成百万地死去。但美中不足的是他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考利昂拒绝走后门，志愿为自己的国家去服役。使老头子感到诧异的是，他组织里面的另外几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其中有一个小伙子试图向他的司令解释清楚，说：“这个国家一直待我很好。”

　　这，本来可能使这些青年要倒大霉。但是，他既然已经原谅了自己的儿子，他也就必须原谅别的年轻人，尽管这些年轻人错误地理解了他们对老头子和对他们自己的义务。

　　在第二世界大战结束时，考利昂老头子认识到他不得不再一次改变策略，不得不使自己更加适应外部世界的情况变化。他相信他自己能够在利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抱这种信念也是有理由的。使他走向正确道路的，是他体验过的两桩个人遭遇。在他的事业开始的初期，当时还很年轻的纳佐林也还只是一个烤面包师傅的助手，正计划着要结婚，前来要求他帮助。纳佐林同他未来的新娘（一个端庄的意大利姑娘）共同存了些钱，向家具批发商预付了三百美元。这个批发商让他们任意挑选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摆在漂亮而朴实的卧室里的两个装有镜子的衣柜，加上各种灯具，还有起居室需要的一套垫得很厚的沙发和扶手椅，上面蒙的是鲜艳的金钱花布。纳佐林同他的未婚妻花了整天时间在堆满家具的巨大的仓库里，高高兴兴地挑选他们中意的东西。批发商收了钱，他们的三百美元血汗钱揣进了批发商的口袋，他答应把挑选好的家具于本周内送到他俩已经租好了的一套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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