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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1)
然而，罗沃德的贫困，或者不如说艰辛，有所好转。春天即将来临，实际上已经到来，冬季的严寒过去了。积雪已融化，刺骨的寒风不再那般肆虐，在四月和风的吹拂下，我那双曾被一月的寒气剥去了一层皮，红肿得一拐一拐的可怜的脚，已开始消肿和痊愈。夜晚和清晨不再出现加拿大式的低气温，险些把我们血管里的血冻住。现在我们己受得了花园中度过的游戏的时刻。有时逢上好日子，天气甚至变得温暖舒适。枯黄的苗圃长出了一片新绿，一天比一天鲜嫩，使人仿佛觉得希望之神曾在夜间走过，每天清晨留下她愈来愈明亮的足迹。花朵从树叶丛中探出头来，有雪花莲呀、藏红花呀、紫色的报春花和金眼三色紫罗兰。每逢星期四下午（半假日）、我们都出去散步，看到不少更加可爱的花朵，盛开在路边的篱笆下。 　　我还发现，就在顶端用尖铁防范着的花园高墙之外，有着一种莫大的愉快和享受，它广阔无垠，直达天际，那种愉快来自宏伟的山峰环抱着的一个树木葱笼绿荫盖地的大山谷；也来自满是黑色石子和闪光漩涡的明净溪流。这景色与我在冬日铁灰色的苍穹下，冰霜封冻、积雪覆盖时看到的情景多么不同呀！那时候，死一般冷的雾气被东风驱赶着，飘过紫色的山峰，滚下草地与河滩，直至与溪流上凝结的水气融为一体。那时，这条小溪是一股混浊不堪、势不可挡的急流，它冲决了树林，在空中发出咆哮，那声音在夹杂着暴雨和旋转的冻雨时，听来常常更加沉闷。至于两岸的树木，都己成了一排排死人的骨骼。 　　四月己逝，五月来临。这是一个明媚宁静的五月，日复一日，都是蔚蓝的天空，和煦的阳光，轻柔的西风和南风。现在，草木茁壮成长起来。罗沃德抖散了它的秀发，处处叶绿，遍地开花。榆树、岑树和橡树光秃秃的高大树干，恢复了生气勃勃的雄姿，林间植物在幽深处茂密生长，无数种类的苔鲜填补了林中的空谷。众多的野樱草花，就像奇妙地从地上升起的阳光。我在林荫深处曾见过它们淡谈的金色光芒，犹如点点散开的可爱光斑。这一切我常常尽情享受着，无拘无束，无人看管，而且几乎总是独自一人。这种自由与乐趣所以这么不同寻常，是有其原因的、而说清楚这个原委，就成了我现在的任务。 　　我在说这个地方掩映在山林之中，坐落在溪流之畔时，不是把它描绘成一个舒适的住处吗？的确，舒适倒是够舒适的，但有益于健康与否，却是另一回事了。 　　罗沃德所在的林间山谷，是大雾的摇篮，是雾气诱发的病疫的滋生地。时疫随着春天急速的步伐，加速潜入孤儿院，把斑疹伤寒传进了它拥挤的教室和寝室，五月未到，就己把整所学校变成了医院。 　　学生们素来半饥半饱，得了感冒也无人过问，所以大多容易受到感染。八十五个女生中四十五人一下子病倒了。班级停课，纪律松懈。少数没有得病的，几乎已完全放任自流，因为医生认为他们必须经常参加活动，保持身体健康。就是不这样，也无人顾得上去看管她们了。坦普尔小姐的全部注意力已被病人所吸引，她住在病房里，除了夜间抓紧几小时休息外，寸步不离病人，教师们全力以赴，为那些幸而有亲戚朋友，能够并愿意把她们从传染地带走的人，打铺盖和作好动身前的必要准备。很多已经染病的回家去等死；有些人死在学校里，悄悄地草草埋掉算数，这种病的特性决定了容不得半点拖延。 　　就这样，疾病在罗沃德安了家，死亡成了这里的常客；围墙之内笼罩着阴郁和恐怖；房间里和过道上散发着医院的气味，香锭徒劳地挣扎着要镇住死亡的恶臭。与此同时，五月的明媚阳光从万里无云的天空，洒向陡峭的小山和美丽的林地。罗沃德的花园花儿盛开，灿烂夺目。一丈红拔地而起，高大如林，百合花已开，郁金香和玫瑰争妍斗艳，粉红色的海石竹和深红的双瓣雏菊，把小小花坛的边缘装扮得十分鲜艳。香甜的欧石南，在清晨和夜间散发着香料和苹果的气味。但这些香气扑鼻的宝贝，除了时时提供一捧香草和鲜花放进棺材里，对罗沃德的人来说已毫无用处。 　　不过我与其余仍然健康的人，充分享受着这景色和季节的美妙动人之处。他们让我们像吉卜赛人一样，从早到晚在林中游荡，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上哪里就上哪里。我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和他的家人现在已从不靠近罗沃德，家常事也无人来有问，啤气急躁的管家己逃之夭夭，生怕受到传染。她的后任原本是洛顿诊所的护士长，并未习惯于新地方的规矩，因此给得比较大方。此外，用饭的人少了，病人又吃得不多，于是我们早饭碗里的东西也就多了一些。新管家常常没有时间准备正餐，干脆就给我们一个大冷饼，或者一厚片面包和乳酪，我们会把这些东西随身带到树林里，各人找个喜欢的地方，来享受一顿盛宴。 　　我最喜欢坐在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这块石头儿立在小溪正中，又白又干燥，要淌水过河才到得那里，我每每赤了脚来完成这一壮举。这块石头正好够舒舒服服地坐上两个人，我和另一位姑娘。她是我当时选中的伙伴，名叫玛丽·安·威尔逊，这个人聪明伶俐，目光敏锐。我喜欢同她相处，一半是因为她机灵而有头脑，一半是因为她的神态使人感到无拘无束。她比我大几岁，更了解世情，能告诉我很多我乐意听的东西，满足我的好奇心。对我的缺陷她也能宽容姑息，从不对我说的什么加以干涉。她擅长叙述，我善于分析；她喜欢讲，我喜欢问，我们两个处得很融洽，就是得不到很大长进，也有不少乐趣。 　　与此同时，海伦·彭斯哪儿去了呢？为什么我没有同她共度这些自由自在的舒心日子？是我把她忘了，还是我本人不足取，居然对她纯洁的交往感到了厌倦？当然我所提及的玛丽·安·威尔逊要逊于我的第一位相识。她只不过能给我讲些有趣的故事，回对一些我所津津乐道的辛辣活泼的闲聊。而海伦呢，要是我没有说错，她足以使有幸听她谈话的人品味到高级得多的东西。 　　确实如此，读者，我明白，并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我是一个很有缺陷的人，毛病很多，长处很少，但我决不会嫌弃海伦，也不会不珍惜对她的亲情。这种亲情同激发我心灵的任何感情一样强烈，一样温柔，一样令人珍重。不论何时何地，海伦都向我证实了一种平静而忠实的友情，闹别扭或者发脾气都不会带来丝毫损害。可是海伦现在病倒了。她从我面前消失，搬到楼上的某一间房子，已经有好几周了。听说她不在学校的医院部同发烧病人在一起，因为她患的是肺病，不是斑疹伤寒。在我幼稚无知的心灵中，认为肺病比较和缓，待以时日并悉心照料，肯定是可以好转的。 　　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她偶尔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下楼来，由坦普尔小姐带着步入花园。但在这种场合，她们不允许我上去同她说话。我只不过从教室的窗户中看到了她，而且又看不清楚，因为她裹得严严实实，远远地坐在回廊上。 　　六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与玛丽·安在林子里逗留得很晚。像往常一样，我们又与别人分道扬镳，闲逛到了很远的地方，远得终于使我们迷了路，而不得不去一间孤零零的茅舍回路。那里住着一男一女，养了一群以林间山毛榉为食的半野的猪。回校时，己经是明月高挂。一匹我们知道是外科医生骑的小马，呆在花园门口。玛丽·安说她猜想一定是有人病得很重，所以才在晚间这个时候请贝茨先生来。她先进了屋，我在外面呆了几分钟，把才从森林里挖来的一把树根栽在花园里，怕留到第二天早晨会枯死。栽好以后，我又多耽搁了一会儿，沾上露水的花异香扑鼻。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那么宁静，又那么温煦。西边的天际依旧一片红光，预示着明天又是个好天。月亮从黯淡的东方庄严地升起。我注意着这一切，尽一个孩子所能欣赏着。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 　　“这会儿躺在病床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悲哀呀！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把人从这里唤走，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去，会是一件十分悲惨的事。” 　　随后我的脑袋第一次潜心来理解已被灌输进去的天堂和地狱的内涵，而且也第一次退缩了，迷惑不解了，也是第一次左右前后扫视着。它在自己的周围看到了无底的深渊，感到除了现在这一立足点之外，其余一切都是无形的浮云和空虚的深渊。想到自己摇摇晃晃要落入一片混乱之中，便不禁颤抖起来。我正细细咀嚼着这个新想法，却听得前门开了，贝茨先生走了出来，由一个护士陪同着。她目送贝茨先生上马离去后，正要关门，我一个箭步到了她跟前。 　　“海伦·彭斯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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