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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1)


  然而,罗沃德的贫困,或者不如说艰辛,有所好转。春天即将来临,实际上已经到来,冬季的严寒过去了。积雪已融化,刺骨的寒风不再那般肆虐,在四月和风的吹拂下,我那双曾被一月的寒气剥去了一层皮,红肿得一拐一拐的可怜的脚,已开始消肿和痊愈。夜晚和清晨不再出现加拿大式的低气温,险些把我们血管里的血冻住。现在我们己受得了花园中度过的游戏的时刻。有时逢上好日子,天气甚至变得温暖舒适。枯黄的苗圃长出了一片新绿,一天比一天鲜嫩,使人仿佛觉得希望之神曾在夜间走过,每天清晨留下她愈来愈明亮的足迹。花朵从树叶丛中探出头来,有雪花莲呀、藏红花呀、紫色的报春花和金眼三色紫罗兰。每逢星期四下午(半假日)、我们都出去散步,看到不少更加可爱的花朵,盛开在路边的篱笆下。

  我还发现,就在顶端用尖铁防范着的花园高墙之外,有着一种莫大的愉快和享受,它广阔无垠,直达天际,那种愉快来自宏伟的山峰环抱着的一个树木葱笼绿荫盖地的大山谷;也来自满是黑色石子和闪光漩涡的明净溪流。这景色与我在冬日铁灰色的苍穹下,冰霜封冻、积雪覆盖时看到的情景多么不同呀!那时候,死一般冷的雾气被东风驱赶着,飘过紫色的山峰,滚下草地与河滩,直至与溪流上凝结的水气融为一体。那时,这条小溪是一股混浊不堪、势不可挡的急流,它冲决了树林,在空中发出咆哮,那声音在夹杂着暴雨和旋转的冻雨时,听来常常更加沉闷。至于两岸的树木,都己成了一排排死人的骨骼。

  四月己逝,五月来临。这是一个明媚宁静的五月,日复一日,都是蔚蓝的天空,和煦的阳光,轻柔的西风和南风。现在,草木茁壮成长起来。罗沃德抖散了它的秀发,处处叶绿,遍地开花。榆树、岑树和橡树光秃秃的高大树干,恢复了生气勃勃的雄姿,林间植物在幽深处茂密生长,无数种类的苔鲜填补了林中的空谷。众多的野樱草花,就像奇妙地从地上升起的阳光。我在林荫深处曾见过它们淡谈的金色光芒,犹如点点散开的可爱光斑。这一切我常常尽情享受着,无拘无束,无人看管,而且几乎总是独自一人。这种自由与乐趣所以这么不同寻常,是有其原因的、而说清楚这个原委,就成了我现在的任务。

  我在说这个地方掩映在山林之中,坐落在溪流之畔时,不是把它描绘成一个舒适的住处吗?的确,舒适倒是够舒适的,但有益于健康与否,却是另一回事了。

  罗沃德所在的林间山谷,是大雾的摇篮,是雾气诱发的病疫的滋生地。时疫随着春天急速的步伐,加速潜入孤儿院,把斑疹伤寒传进了它拥挤的教室和寝室,五月未到,就己把整所学校变成了医院。

  学生们素来半饥半饱,得了感冒也无人过问,所以大多容易受到感染。八十五个女生中四十五人一下子病倒了。班级停课,纪律松懈。少数没有得病的,几乎已完全放任自流,因为医生认为他们必须经常参加活动,保持身体健康。就是不这样,也无人顾得上去看管她们了。坦普尔小姐的全部注意力已被病人所吸引,她住在病房里,除了夜间抓紧几小时休息外,寸步不离病人,教师们全力以赴,为那些幸而有亲戚朋友,能够并愿意把她们从传染地带走的人,打铺盖和作好动身前的必要准备。很多已经染病的回家去等死;有些人死在学校里,悄悄地草草埋掉算数,这种病的特性决定了容不得半点拖延。

  就这样,疾病在罗沃德安了家,死亡成了这里的常客;围墙之内笼罩着阴郁和恐怖;房间里和过道上散发着医院的气味,香锭徒劳地挣扎着要镇住死亡的恶臭。与此同时,五月的明媚阳光从万里无云的天空,洒向陡峭的小山和美丽的林地。罗沃德的花园花儿盛开,灿烂夺目。一丈红拔地而起,高大如林,百合花已开,郁金香和玫瑰争妍斗艳,粉红色的海石竹和深红的双瓣雏菊,把小小花坛的边缘装扮得十分鲜艳。香甜的欧石南,在清晨和夜间散发着香料和苹果的气味。但这些香气扑鼻的宝贝,除了时时提供一捧香草和鲜花放进棺材里,对罗沃德的人来说已毫无用处。

  不过我与其余仍然健康的人,充分享受着这景色和季节的美妙动人之处。他们让我们像吉卜赛人一样,从早到晚在林中游荡,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上哪里就上哪里。我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和他的家人现在已从不靠近罗沃德,家常事也无人来有问,啤气急躁的管家己逃之夭夭,生怕受到传染。她的后任原本是洛顿诊所的护士长,并未习惯于新地方的规矩,因此给得比较大方。此外,用饭的人少了,病人又吃得不多,于是我们早饭碗里的东西也就多了一些。新管家常常没有时间准备正餐,干脆就给我们一个大冷饼,或者一厚片面包和乳酪,我们会把这些东西随身带到树林里,各人找个喜欢的地方,来享受一顿盛宴。

  我最喜欢坐在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这块石头儿立在小溪正中,又白又干燥,要淌水过河才到得那里,我每每赤了脚来完成这一壮举。这块石头正好够舒舒服服地坐上两个人,我和另一位姑娘。她是我当时选中的伙伴,名叫玛丽·安·威尔逊,这个人聪明伶俐,目光敏锐。我喜欢同她相处,一半是因为她机灵而有头脑,一半是因为她的神态使人感到无拘无束。她比我大几岁,更了解世情,能告诉我很多我乐意听的东西,满足我的好奇心。对我的缺陷她也能宽容姑息,从不对我说的什么加以干涉。她擅长叙述,我善于分析;她喜欢讲,我喜欢问,我们两个处得很融洽,就是得不到很大长进,也有不少乐趣。

  与此同时,海伦·彭斯哪儿去了呢?为什么我没有同她共度这些自由自在的舒心日子?是我把她忘了,还是我本人不足取,居然对她纯洁的交往感到了厌倦?当然我所提及的玛丽·安·威尔逊要逊于我的第一位相识。她只不过能给我讲些有趣的故事,回对一些我所津津乐道的辛辣活泼的闲聊。而海伦呢,要是我没有说错,她足以使有幸听她谈话的人品味到高级得多的东西。

  确实如此,读者,我明白,并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我是一个很有缺陷的人,毛病很多,长处很少,但我决不会嫌弃海伦,也不会不珍惜对她的亲情。这种亲情同激发我心灵的任何感情一样强烈,一样温柔,一样令人珍重。不论何时何地,海伦都向我证实了一种平静而忠实的友情,闹别扭或者发脾气都不会带来丝毫损害。可是海伦现在病倒了。她从我面前消失,搬到楼上的某一间房子,已经有好几周了。听说她不在学校的医院部同发烧病人在一起,因为她患的是肺病,不是斑疹伤寒。在我幼稚无知的心灵中,认为肺病比较和缓,待以时日并悉心照料,肯定是可以好转的。

  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她偶尔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下楼来,由坦普尔小姐带着步入花园。但在这种场合,她们不允许我上去同她说话。我只不过从教室的窗户中看到了她,而且又看不清楚,因为她裹得严严实实,远远地坐在回廊上。

  六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与玛丽·安在林子里逗留得很晚。像往常一样,我们又与别人分道扬镳,闲逛到了很远的地方,远得终于使我们迷了路,而不得不去一间孤零零的茅舍回路。那里住着一男一女,养了一群以林间山毛榉为食的半野的猪。回校时,己经是明月高挂。一匹我们知道是外科医生骑的小马,呆在花园门口。玛丽·安说她猜想一定是有人病得很重,所以才在晚间这个时候请贝茨先生来。她先进了屋,我在外面呆了几分钟,把才从森林里挖来的一把树根栽在花园里,怕留到第二天早晨会枯死。栽好以后,我又多耽搁了一会儿,沾上露水的花异香扑鼻。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那么宁静,又那么温煦。西边的天际依旧一片红光,预示着明天又是个好天。月亮从黯淡的东方庄严地升起。我注意着这一切,尽一个孩子所能欣赏着。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

  “这会儿躺在病床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悲哀呀!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把人从这里唤走,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去,会是一件十分悲惨的事。”

  随后我的脑袋第一次潜心来理解已被灌输进去的天堂和地狱的内涵,而且也第一次退缩了,迷惑不解了,也是第一次左右前后扫视着。它在自己的周围看到了无底的深渊,感到除了现在这一立足点之外,其余一切都是无形的浮云和空虚的深渊。想到自己摇摇晃晃要落入一片混乱之中,便不禁颤抖起来。我正细细咀嚼着这个新想法,却听得前门开了,贝茨先生走了出来,由一个护士陪同着。她目送贝茨先生上马离去后,正要关门,我一个箭步到了她跟前。

  “海伦·彭斯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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