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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梅·温 　　当就寝的号声响起，威利上了床时，他忽然想起他一整天都没想过梅·温了，也没想过父母，连一次都没想过。自从当天早晨在第116街和母亲吻别以来似乎已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他的身子离曼哈塞特并不远，不比百老汇里那个他常去的地方离得更远。可是，他觉得自己离曼哈塞特就像他离北极一样遥远。他环室扫了一眼，光秃秃的四壁涂成了黄色，黑木的墙围子，书架上装满了沉甸甸的书，令人望而生畏。那两个穿着内衣的陌生人爬上床后，便开始和威利聊起了一些在公开场合不便讲的趣事，那种事情威利在自己家里是永远听不到的。他对这种带有冒险性的舒适生活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仿佛他是在野地里搭帐篷过夜，并且为失去了的自由深感后悔。 　　威利的征兵序号是排在最后的那一批，所以他不用躲进海军里去就平平静静地度过了战争的第一年。 　　曾经有人议论说他在读完文学硕士之后会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因为这是开始教学生涯的第一步。但是，威利在罗得岛他祖父母家里打了一夏天网球并做了许多浪漫事之后，9月里在纽约一家小饭店的酒吧谋得一份工作，给人家弹钢琴，演唱他自己独创的小曲儿。初次挣得的钱对决定一个人的职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威利选择了艺术。他挣的钱并不多。实际上，那点钱是音乐家工会所许可的给弹钢琴的人的最低数目。只要一张张50元面值的钞票从母亲那里源源不断地继续往他这儿流，他就不用担心。正如那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希腊人业主所说，威利正在取得职业经验。 　　他的歌让人觉得做作，不够诙谐，曲调也不够优美。他的主要作品《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讲的是动物与人类做爱方式的比较，而且只有在听众人数多的时候才演唱。他的其他作品倚重的大量手段是运用诸如“酒桶”与“杂种”、“拉扯”与“婊子”这种押韵方法——威利并不直接将这些脏字说出口而是冲着听众笑笑，换用一些不押韵但无伤大雅的字眼。这种表演通常会逗得那些专在酒吧间扎堆儿的听众高兴得大声尖叫。威利的那一头普林斯顿式短发、昂贵的衣服和他那张甜蜜的娃娃脸恰好掩饰了他才气上的不足。他出场时，通常穿一条宽松的浅黄褐色裤子，一件棕黄间绿色的杂色夹克上衣，一双用哥多华皮革制作的英式大皮鞋，棕黄间绿色的花格短袜和白衬衫，领带打的是最时髦的领结。仅从其画面效果考虑，这个娱乐节目就使那位希腊老板从威利身上捞了不少便宜。 　　过了几个月，第52街上一家昏暗肮脏的夜总会——塔希提俱乐部的老板看了他的表演后以酬金每周增加10美元的价钱把他从希腊人那里买了过去。这桩买卖是一天下午在塔希提俱乐部的一次面谈中成交的。所谓塔希提俱乐部只不过是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面有许多假造的棕榈树，布满尘土的椰子和倒扣在餐桌上的椅子。日期是1941年12月7号。 　　会面后，威利回到阳光普照的大街上时，感到既高兴又自豪。他的薪金已高过了音乐家工会所规定的最低标准。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赶上了科尔·波特（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创作巨星。——译者注），而且离胜过诺尔·考德（诺尔·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剧作家，同时身兼演员、导演、作曲家。——译者注）的日子也不远了。在他眼里，街上那些花哨的，久经风吹日晒的夜总会招牌以及像他一样的无名之辈的放大了的相片都显得很美。他在一个报摊前停住了脚步，一行特大的黑字标题“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不知道珍珠港在哪儿，想了一下，觉得应该是在巴拿马运河的太平洋一侧。他意识到这意味着美国就要参战了，但局势的这种转变绝对没有他在塔希提找到的工作重要。在那些日子里，一个非常靠后的征兵序号可以帮人对战争保持镇定。 　　当晚，他向家人公布了他在娱乐界地位的上升。这个消息对基思太太简直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她一直在吞吞吐吐地劝说威利回头去研究比较文学。当然也谈到过威利应征入伍的问题。在乘火车去曼哈塞特的路上，他受了那些情绪兴奋的上班族的战争热的感染，怠惰的良知震动了，促使他要有所行动。在晚饭结束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真正应该做的，”当时基思太太正往她的甜食碟子里添加第二份由牛奶鸡蛋等做成的冷甜食，“是抛弃钢琴和比较文学，加入海军。我知道我会获得尉官军衔的。” 　　基思太太向她丈夫看了一眼。那位身材短小、性情温和、长着和威利一样的圆脸的医生嘴里继续叼着雪茄烟作为他不能开口讲话只好保持沉默的借口。 　　“别荒唐了，威利。”基思太太以闪电般的速度估计了一下形势，便放弃了那个关于杰出人物、哲学博士威利·索德·基思教授的幻象。“正当你的事业显示出实实在在大有前途的时候？显然我是看错你了。既然你能如此快地取得这样引人注目的上升，你必定是很有天赋的。我希望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我现在真的相信你将成为第二个诺尔·考德。” 　　“总得有人去打仗吧，妈。” 　　“别以为你比军方还聪明，孩子。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会招你去的。” 　　威利说：“爸，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位胖乎乎的医生用手梳理着头上还留下的几绺黑发，吐出了嘴里的雪茄烟，声音温和、平静地说：“是啊，威利。我想你母亲看到你走了会感到很遗憾的。” 　　就这么着，威利便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4月间一直在为塔希提俱乐部的顾客们弹钢琴，而就在此期间，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军舰沉没了，新加坡也陷落了。同时，德国人的焚尸炉也在鼓足风力每天烧掉数以千计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这年春天，威利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他谈恋爱了；二是他接到了征兵机关招他入伍的通知书。 　　之前，他曾经有过大学里男孩子那种通常以花钱为能事的恋爱经历。他曾向同班的一些女孩子献过殷勤，还硬要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女孩子和他进一步发展关系。有那么三四次，他认为自己已经陷入了情网。但这次，梅·温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事情可就完全不同了。 　　一天，他冒着蒙蒙细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到塔希提俱乐部去给新节目的试演作钢琴伴奏。塔希提俱乐部在各个季节、各种天气里都是阴冷、凄凉的，尤其是下午。从临街的大门射进来的惨白光线照出了大厅里陈旧污秽的红色天鹅绒挂毯上的白斑、被踩踏得粘在蓝地毯上的口香糖的黑渍和门上以及门框上橘黄色油漆的爆裂与脱落的斑点。在一幅表现南太平洋风情的壁画里的裸女们，由于酒渍、烟熏，加上十分显眼的油污，看上去特别地色彩斑驳杂乱。威利喜欢的正是这地方的这种样子。尽管这里看起来不怎么样，尽管这里烟草、烈酒、廉价除臭香水的气味很难闻，这里却是他威利显示力量和取得成就的地盘。 　　房间那头靠近钢琴的地方坐着两个姑娘。业主是个肤色苍白的大胖子，下巴留着花白的胡茬子，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说明他曾经历过辛酸。他斜倚在钢琴上，嘴里叼着半截雪茄，手里正翻阅着一份改编的乐曲。 　　“好啦，普林斯顿人来了，咱们开始吧，姑娘们。” 　　威利把湿淋淋的长筒橡胶套鞋脱在钢琴旁边，摘下了兔皮衬里的棕色手套，就穿着大衣坐在凳子上，用一种类似22岁的马贩子的眼光打量着两位姑娘。那位金发碧眼的姑娘站起来把一份乐谱递给他，“你看着乐谱就能变调吗，宝贝儿？这是G调，我宁愿要降E调。”她说，从她那带鼻音的百老汇腔调里威利心里立刻就清楚了那张漂亮的面孔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绣花枕头，是那种数以百计的在第52街附近游荡的街头女郎之一。 　　“降E调来啦，”他的目光移向了那第二个歌手，一个矮小的说不出有什么特点的女孩，头上戴的黑色大帽子把她的头发全遮住了。“今天是干不出什么名堂了。”他想。 　　金发女郎说：“但愿我这次感冒别把我全给毁了。我可以来个序曲吗？”她费劲但坚定地唱完了《黑夜与白天》，如此而已。老板丹尼斯先生向她表示感谢并说他将给她打电话。矮个儿姑娘摘下帽子走上前来。她把一叠异常厚的改编乐曲放在威利面前的乐谱架上。 　　“你也许想看看这一首吧，这首有点不好对付。”她提高嗓门对老板说，“我不脱外套你不介意吧？” 　　“随便你，亲爱的，只想在你走之前让我看看你的身材。” 　　“那还不如现在就看呢。”女孩敞开她宽大的棕色防水外套，将身子转了一圈。 　　“很好，”丹尼斯先生说，“你也能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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