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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他的话使我感到惊慌不安。虽然这个人不是审判我的法官，但是我很想让他从我的声明、从我的眼神中相信我是个无辜的人，他本该看出我不可能是个作案的人！ 　　要是连他都说服不了，那我还能说服法官吗？幸亏我有见证人，他们会替我说话。如果法官不听我的，至少他得听证人的话，相信能证明我无辜的证词。 　　我必须有旁证，我能弄到这些旁证吗？ 　　在我知道的关于囚犯的故事中，有一个说到人们用各种办法和被关押的人取得联络：他们把纸条藏在从外面带进去的食物中。 　　马西亚和博勃，他们可能会采用这种办法。当这种想法在我头脑里闪过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掰碎了我的面包，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和面包一起送进来的还有土豆。我也把土豆捣得稀烂，仍然连一点碎纸片也没有见到。 　　显然马西亚和博勃并没有什么事要对我讲，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不能对我讲什么。 　　我只好等到第二天了。我尽可能地使自己不要太悲伤。不幸的是，我无法做到。哪怕我寿命再长，到了我头发、胡子都雪白的时候我也决不会忘记我所度过的这一夜的可怕情景，它将如同刚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唉！我是多么愚蠢，竟然不相信马西亚的预感和担忧！ 　　第二天一早，狱卒进了我的牢房，送来了一罐水和一个脸盆。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建议我梳洗一番。他告诉我，根据他的看法，出庭的时候，有一副体面的样子，是被告替自己辩护的最有效的手段。 　　我梳洗完毕，再也不能老待在原地不动了，我象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在牢房里转来转去。 　　我本该好好准备我的辩护词和马上要当庭口答的问题，然而我思绪太乱，我所想到的都不是我此时此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仍然是各式各样的使我感到痛苦的、自己做下的愚蠢得可悲的事情，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旋转，象魔灯上的怪影一般。 　　狱卒又回来了，让我跟他走。我走在他的旁边。在穿过好几条走廊之后，我们来到一扇小门的面前，他打开了门。 　　“进去。”他对我说。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听见了一片混杂的嗡嗡声。进了门，我被带进一个很小的讲台里面，我终于在法庭中间了。 　　尽管我被一种恍惚的、不知所措的神思所困扰；尽管我感觉到额角上的青筋在暴跳，好象就要崩裂似的；但我还是向四周扫视了一眼，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看见了我周围的一切：审判厅和满厅的人群。 　　这个厅很大，天花板很高，窗户也很宽敞。大厅分成用本栏杆隔开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法庭；另一部分是好奇的听众席，也就是旁听席。 　　法官坐在最高的那只台子上。在他前面稍低一点的台子上，坐着另外三个人，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中间一个是书记官；一个是处理罚金的财务官；另外一个也是法官，这种法官在法国叫做检察官。在我站立着的小台子前面，有一个穿长袍、戴假发的人，那是我的律师。 　　我怎么会有辩护律师的呢？他是从哪儿来的？谁给我请的？是马西亚和博勃替我请的吗？现在不是推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了一个辩护律师，这就行了。 　　在另外一个台子上，我看见了博勃和他的两个伙伴，还有大橡树客店的老板和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在这个台子对面的一个台子上，从好几个人中间，我认出了逮捕我的那个警察。我明白了：这两个台子都是证人席；那么，我站立的那个小台子一定是被告席了。 　　被木栏杆隔开的旁听席里已经坐满了人，在这排木栏杆上面，我看见了马西亚的面孔，我们两人的目光对叠在一起、吻合在一起了，我立刻感到有了勇气。会有人来替我辩护的，现在我不该自暴自弃，这是我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了。我再也不会被从四面射来的目光吓倒了。 　　检察官讲话了。他的话极为简短，神色非常匆忙。他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在圣乔治教堂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作案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他们是打碎了一扇窗户用梯子爬进教堂的。他们随身带了一条狗放哨，一有危险，狗就为他们报警。深夜一点一刻整，一个夜归的行人看到教堂里有一团微弱的亮光；他吃惊地停下来听了听，听到了一种敲打东西的声音，他马上城醒了教堂执事。好几个人一齐都向出事的地方奔去，狗就大声狂吠起来，小偷们惊吓得从窗户逃走了，狗不会爬窗户，被他们扔下了。警察杰里把狗带到了赛马场，赛马场那边的人都对杰里的机警和热忱称赞不绝。就在赛马场上，狗认出了他的主人；这主人不是别人，正是现在出庭的被告。至于第二个小偷，我们正在跟踪追捕。 　　在列举了几条表明我有罪的看法后，检察官不讲话了。有一个尖利的嗓子对着旁听席叫喊：“安静！” 　　法官问我的姓名、年龄和职业，他的脸根本不对着我，看去象在一个人自言自语。 　　我先用英语回咎，说我叫弗朗西斯·德里斯科尔，住在伦敦贝司纳尔格林区红狮院我父母家里，然后我请求允许用法语解释，因为我是在法国长大的，来到英国只有几个月。 　　“别以为能骗我，”法官严肃地说，“我懂法语。” 　　我于是用法语叙述，解释我在一点钟的时候不可能在教堂里，因为那时我还在赛马场，二点半的时候我在大橡树客店。 　　“一点一刻的时候您在哪里？”法官问道。 　　“在路上。” 　　“这是需要证实的。您说您是在去大橡树客店的路上，起诉书却指控您是在教堂里。说您在一点差几分的时候离开赛马场，来到教堂的墙根底下与您的同谋碰头，他拿着一张梯子在那里等您．您是在行窃不成之后才去大橡树客店的。” 　　我想竭力证明这个指控是不可能成立的，但我看得出来，法官并不相信我。 　　“您如何解释您的狗在教堂这一事实？”法官问我。 　　“我解释不了，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的狗没有和我在一起。我是在早上把它拴在我们的一辆车子上的。” 　　我如果再要往下说，那就不合适了，因为我不愿意给别人提供对我父亲不利的材料。我看了看马西亚，他示意我继续说下去，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轮到传证人到庭作证了。法官先要这个证人手按福音书起誓，说他将不偏不倚地讲真话。 　　这是一个肥胖矮小的老头，尽管他有一张红面孔和一个发蓝的鼻子，神情却是令人惊异地庄严。在起誓之前，他向法官席弯下腰来鞠了一个躬，然后又昂首挺胸地站直了身子。他就是圣乔治教堂的执事。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当时人们是如何突然把他叫醒的，又如何对他说教堂里发现了小偷，他又是如何的惊慌和愤怒；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认为人们在拿他开玩笑，捉弄他。可是人们是不会跟他这样的人开玩笑的，他明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于是匆忙地穿上衣服，以致背心上的扣子都绷掉了两颗。他终于向教堂奔去，把教堂的门打开了。他到底发现了谁，或者看见了什么？原来是一条狗。 　　对他的证词，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但是我的至今不吭一声的律师却站了起来，他晃了晃他的假发，用手在肩上把长袍拉拉整齐，讲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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