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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这是事实。对不起，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破坏一个两岁孩子的幸福，而让你上哪个公司去当秘书？你已经过了那种年龄啦。” 　　“是吗？” 　　“哎，等他长大些，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上学，你就可以去找个非全日性的工作干。” 　　“多谢你的批准。” 　　“乔安娜，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 　　“这是由于这两年来厌烦透了。” 　　“我倒想知道旁的母亲是怎么对付的。” 　　“并不是每个母亲都呆在家里，有些人有工作。” 　　“嗯。嗯——” 　　“怎么样？” 　　“让我稍微考虑一下。” 　　“我已经通知你啦。” 　　“真滑稽。我原来在想，我们可能应该谈谈再生个小孩的问题。” 　　“真的吗？” 　　“据说时间拖得太长，就越来越难。” 　　“有这样的说法？” 　　“我是说——” 　　“我不想再生孩子了，特德。” 　　“不过你把比里带得这么好。我们都很能做父母。” 　　“想到从头开始再来一遍我就受不了。天呐！又得重新喂他，干那么多无聊的事。” 　　“可能会很有趣。我们可以在你的摩托车上安个座位，到城里到处兜风。” 　　“那你去租一个吧，特德。” 　　很明白，她指的是租个孩子，而不是租个摩托车上的座位。她去找她新交的朋友爱米。乔安娜一口气全讲给她听了——她提不起兴趣，心烦意乱，穷极无聊。可她找错了对象。爱米爱孩子，爱当母亲，想到自己孩子大了，自己又可以到教室里去跟小学生在一起就感到高兴；她支持了特德的论点，并且干脆说厌烦都是“自己造成”的。乔安娜听了，仿佛感到自己的品德分数给评了个不及格似的。接着，自以为是的爱米又叫乔安娜吃了一惊。爱米心头也有没法对人讲的隐私。她有了外遇。对方是有妇之夫，是个精神病医生。乔安娜只是在出嫁之前独身的时候才有风流事。她的朋友里只有爱米一个人结了婚还承认有外遇——而且对方还是个精神病医生呢。 　　“精神病医生能这么干吗？”乔安娜问道，竭力掩饰自己的窘态。 　　她们分手之前又是拥抱，又是接吻，她们现在彼此吐露了衷曲，成了心心相印的姐妹，只不过乔安娜还拿不准自己是否换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外遇？她想：这不解决问题。这会引起一连串其他性质的麻烦。然而，雇个保姆以便自己能脱身去寻欢作乐的想法，却给了她一点儿乐趣。 　　特德说他是同情女权运动的。他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比如在回家之前打个电话给乔安娜，问她家里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不过管家是乔安娜的职责。特德也会帮着照看比里，给他洗澡，周末带他出去玩几个小时。不过家里的事还是乔安娜的责任：给孩子洗衣服，给他安排饮食，关心他的健康，带他去看儿科医生，留意他的各个发展阶段——什么时候教会他大便，什么时候让他从睡小床改睡大床。特德是爸爸，然而乔安娜是妈妈。特德想帮些忙。他觉得自己应该帮忙。不过只限于帮忙。比里从根本上说，还是她的责任。 　　儿童游戏场里每一个跟比里同龄的孩子，在一定时间里都去推同一种长颈鹿玩具，然后大家去骑同一种小摩托车，到了三岁，又一齐上幼儿园。特德思忖自己没上过每年一千四百元学费的幼儿园，怎么也会长大成人；给一个三岁孩子付这么多钱让他去瞎画画是否太浪费了？不过乔安娜明白：要是比里去上学，她每天就能闲上几个小时。可是她对特德说的却是家家的孩子全上幼儿园，如果比里不去，就会落后，再也赶不上，孩子似乎具有的语言能力也会因此丧失，无法弥补。于是特德签了张支票给小猫幼儿园。 　　尽管如此，乔安娜还是不轻松。有时特德早上给比里穿好衣服，送他去上学。可是比里中午就回家来，接着她似乎又跟他打一整天交道。母亲们一致认为三岁的孩子们全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看法丝毫不能安慰她，她还是得把事一件件处理好，比如他要吃花生酱三明治，要方的而不要三角的；他喝牛奶要用画着丑角的茶杯；他不肯用折皱了的彩色纸；他嫌汉堡包上的硬皮太多；他诉说同学伦迪有一辆黄色的自行车，车上安的是铃而不是喇叭；还有，管打扫的女佣拿了二十元钱走了才十分钟，地板上又黏满了倒翻的苹果汁。特德尽管嘀咕开销太大，或是公司业务不景气，因而可能得减薪，但他至少还有个地方去上班，可以在那儿讨论版面费和读者人数等等而不用谈司克菲。啊，我忘了，应该是杰菲，比里，我以为你说的是司克菲，不，该死，早饭你不能吃冰淇淋三明治；但他还是逗人爱的，长的又俊，不过这些都无济于事。 　　“来了！来了！我刚才在浴室里。你自己就拿不到小卡车吗？天晓得！” 　　“妈妈，别对我大声嚷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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