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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尼斯(1)
“有机社会”把“整体”的安全放在所有考虑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个人却认为世界迄今的发展全赖个人的努力，不是靠集体（说穿了就是不相信所有变革），因此个人的权力要比集体的权力重要得多，他们之间代复一代的冲突正是争取宽容的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便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过去，有时会出现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对孩子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别人施以宽容，不然就会白食其果，” 　　于是，性急的臣民们就赶忙贮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壮丽的几个字：“宽容第一”。 　　但是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出于对国王绞刑吏的畏惧，并不会长久。国王只有在恫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把它当做每天的政治活动，才能取得成果。 　　十六世纪后半叶，这种幸运的环境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有数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居民大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三种人习惯于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职业的性质迫使他们做决定时要迅速果断，按照自己的利弊判断出工作中的机遇。 　　我不是说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心胸更开阔。但是艰苦的工作和下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的谷物渔类搬运夫。他们懂得，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他们喜欢付现钱的土耳其人，讨厌要赊账六个月的长老会教徒。于是他们成为进行一点宽容试验的理想国度，而且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寡言的威廉是“意图统治世界者必须了解世界”这个古老格言的光辉典范，他开始时是个着装入时、钱多财广的年轻人，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给当时最大的君王当机要秘书。他在晚宴和舞会上挥霍无度，娶了好几个颇为闻名的女继承人，生活放荡，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不很用功，对他来说竞赛图表远比宗教小册子更为有趣。 　　宗教改革引起的生活动荡在他眼里起初不过是雇佣者之间的又一场争吵，只要稍用手腕，再摆出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便可以解决了。 　　不过，等他了解了国王和臣民之间的争端的本质时，这个和蔼的贵人已经突然变成了卓有能力的领袖。其实，他所要从事的是当时已经完全失势的事业。他在短期内卖掉了宫殿、马匹、金盘和乡间地产（或者立即予以放弃）。这个布鲁塞尔的花花公子成为哈普斯堡的最顽固最成功的敌人。 　　然而财产的变动并没有改变他的个性。威廉在仓满囤流的时候是哲学家，住在两三间出租房子里、星期六都不知道如何付洗衣费的时候也还是哲学家。过去有一个主教想建造足够的绞架来处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尽全力挫败了主教的企图，如今他同样尽量要刹住热情的加尔文教徒要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干劲。 　　他的心血几乎毫无指望。 　　二万至三万人已经惨遭杀戮，宗教法庭的监狱里装满了新的牺牲品，遥远的西班牙正在召集一支军队，准备在叛乱还没有传播至欧洲其它地方的时候就把它粉碎。 　　有人说应该热爱刚刚绞死自己父兄、叔叔和爷爷的人，也有人在拼命反对这个说法，在这里无需告诉读者是谁在反对。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事例和他对反对者的和解态度，已经向追随者表明有性格的人应该超脱摩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 　　在争取实现公共道德的论战中，他得到一个杰出人物的支持。在豪华的教室里，你会看到一个极为奇特的简短碑文，记载德克·孔赫特的美德，他的遗体就埋在那里。这个孔赫特挺有意思。他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年轻时长年旅行国外，获得关于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一手资料。他一回国，便爱上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姑娘。他的荷兰父亲处事谨慎，个准他们结婚。儿子照样结了婚，父亲便做了长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做的事：指责儿子忘恩负义，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年轻的孔赫特不得不干活谋生了，这的确有些困难。不过他是个多寸多艺的年轻人，学会了一门手艺，成了铜雕匠。 　　哎呀，一做荷兰人，便永远要说教。到了晚上，他就急忙扔下雕刻刀，拿起鹅毛笔，记下一天的大事。他的文笔并不大象现在人们所说的“引人入胜”。但是他的书里有许多类似于伊拉斯谟所阐述易为人接受的道理，这使他交了许多朋友，也与寡言的威廉有了接触，威廉高度赞赏了他的能力，雇他做机要顾问。 　　当时威廉正忙于一桩奇怪的争论。国王菲利浦有教皇撑腰，要干掉人类的大敌（也就是他的敌人威廉），他以两万五千金币、贵族头衔和赦免一切罪行的代价，找人去荷兰杀死这个头号异端者。威廉已经五次遇险，可是他觉得用一套小册子驳倒菲利浦国王是他的职责，孔赫特助了他一臂之力。 　　论点直指哈普斯堡内阁，不过要是指望内阁会由此而变得宽容，那才是妄想，然而整个世界都在注视威廉和菲力浦的决斗，小册子也被译成了不同文字，广泛阅读，其中许多题目人们过去只敢低声说说，现在却热烈地讨论起来。 　　不幸的是，争论并没有多久就结束了。一五八四年七月九日，一个法国天主教徒拿到了两万五千金币的报酬，六年以后，孔赫特还没有完成把伊拉斯谟著作译成荷兰文的工作，也与世长辞了。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狼烟四起，炮声隆隆，湮没了不同观点的神学家之间的叱骂。最后敌人被逐出了新共和国的边界。但此时却没有威廉这样的人来掌管内部事务。不同的教派本来在大批西班牙雇佣军的压力下暂时很不自然地和解了，现在又要彼此割断对方的喉咙。 　　他们的争战当然要有个借口，可是，有哪个神学家没有一点要抱怨的事呢？ 　　在莱顿大学里，有两个教授持不同的见解。这既不新鲜也不出众。但是，他们不同意人有意志的自由，这倒是个严重的事。兴奋的人们立即参加到讨论中去，不到两个月，整个国家便分成两大敌对的阵营。 　　一面是阿米尼斯的朋友。 　　另一面是戈马鲁斯的追随着。 　　后者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在德国度过了一生，是条顿教育体系的出色产物。他的学问十分广博，却又缺乏起码的常识。他的大脑精通希伯莱律学的奥秘，而心脏却按照阿拉米语的句法规则跳动。 　　他的对手阿米尼斯却迥然不同。他生于奥德沃特，是离伊拉斯谟度过不愉快的少年时代的斯特恩修道院不远的小城市。他幼年时赢得邻居、马古堡大学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的友谊。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他把阿米尼斯带回德国，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可是这个孩子在第一个假期回家时，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人劫掠一空，亲戚也都遇难了。 　　这似乎结束了他的学业，幸亏一些好心的有钱入听说这个年幼孤儿的遭遇，慷慨解囊，送他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刻苦努力，六年以后便学完了所有的课程，又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了。 　　当时，出类拔萃的学生总可以找到资助人为他们的前程花几块钱。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高高兴兴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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