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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我总是相信在每张合同上都应该塞上几个合法的名字。”当他们跨出酒吧，踏着七月那雾气蒙蒙笼罩着的五十号大街时，杰克说道，“让信息唱片处的那帮家伙入不敷出吧。” 　　杰克开心地笑了一回，然后向西信步走回离蒂麦斯广场不远的维克特罗拉的办公室。纳特走进第五第六大街之间的第五十二号街上的一家药店，给艾迪打了个电话。 　　艾迪·史密特十九岁，德国血统。他跟父母住的昆西街是德国人聚集的地方。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找了一份他十分痛恨的工作：处理听众来信。他的抱负本是负责音响效果。他曾想过先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样就可以慢慢地打通控制整个播音的道路。二次大战期间，他上高中。由于父母的德国口音，他蒙受了许多咒骂和侮辱；因此艾迪便产生了居于高高的统治地位的强烈欲望。他时常想象自己头戴送受话器，隔着厚厚的玻璃窗，神气地被大堆的无线电，麦克和电子管所包围，指挥着演员与播音员们。若是没有他艾迪的命令，谁也别想动一动。然而现在他却推着那种家庭主妇买东西时推的小车，分信、送信，每天还要他娘的忍受着三十五块钱一周的折磨。 　　纳特·鲍姆说：“我有几盘钢丝唱片录音。杰克说你能替我作几个主盘。” 　　艾迪说没问题，这事他全包了。不过他这么上心，他不知道纳特准备出多少钱。 　　“杰克说出五十块你才肯干。” 　　“加上花费。” 　　“加上花费。”纳特答应道。 　　他们又定好，艾迪可以租一间他比较熟悉的汽车修理间。那天晚上他们就花了十多块线，纳特说当然他去付这十块钱。纳特一想，这个车库可能就是艾迪自己的，这样他还可以外赚几块租金钱。要是他是艾迪的话，他也会这么干的，因此他没打折扣就答应了。 　　那大傍晚五点钟，纳特开车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前，麦迪逊485号去找艾迪。他们穿过女五一中街隧道，一路开出曼哈顿。按照艾迪的示意，他开过昆西街那些陌生的街道，直到艾迪说：“停！到了。”他们才停下。 　　这间所谓的车库原来是一问小偏厦，紧挨着一幢又黄又脏、需要彻底粉刷的房子。几株随意乱长的树聚在一起渴求着生存，一片阴郁暗淡的沙果草漫过车道向小偏厦延伸而来。艾迪推了一下木门栓，他们进到屋子里。艾迪随手弹了一下一个开关，于是挂在橡皮绝缘的大号电线上的三盏光秃秃的灯亮了，照在那伤痕累累的工作台上。精密的录音设备纤尘不染，与周围的污秽肮脏成鲜明对比。车库里并没有轿车，艾迪告诉纳特说那张工作台就处在音响效果的中心。 　　这个设备看起来价格昂贵，纳特虽然一句话未说，但他心里已经意识到不光是他自己这样的想法。显然艾迪自己也可以从事这一副业，他可以私制一些非法唱片的主盘。 　　纳特把磁盘递给艾迪，艾迪把他们装在灰色钢丝盘上的链轮齿上，这台设备技术上要比纳特原先制作主盘的手提式设备先进得多。艾迪把磁带倒回到机器上的磁带上。机器上的磁带挂在一个艾迪称作平衡机的机器上。艾迪打开录音设备，仔细地听了起来。随即他调整了平衡器上一连串的转盘，使声音减慢，以便能以最大的精确度把它转录下来。 　　“杂音太多。”艾迪说，这是他对纳特唱片内容的唯一评价。 　　纳特原先害怕艾迪问他是在什么地方怎么搞到这些录音的。可他根本没问。因此他也没必要自找麻烦，去告诉艾迪说这些东西是他自己在梅尔堡现场录制的。那些“杂音”是在场观众的掌声，叫喊声和口哨声。这就不关他艾迪什么事了。 　　“录音时要使高低音有一个最佳的平衡度。”艾迪一面在平衡器上微微地调动着高低频，一向解释着。调了一会儿，他终于对音质感到满意了。纳特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明白了；艾迪关心的是如何摆弄录音，而不是录音的内容。哪怕录音是从“辛辛监狱”的死牢里录来的，他也不在乎。艾迪是个技工。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音响效果而不是道德水准。 　　艾迪现在对交响音质很满意，于是他拿起一盘空白醋酸纤维板，放在唱片制作床上的工作台上。纤维板是他让纳特在西47号街的一家磁盘供应店买的。他开动车床，把刀头放到纤维板边缘，然后开动纲丝录音机。他离开工作台向后退了几步，坐在一把破旧的条板椅子上听了起来。 　　“声音效果越精确越好，”艾迪说，“否则容易失真，那就什么也听不出来了。” 　　第一个主盘制好了，艾迪从转动台下取下刻满音纹的磁盘。象唱片出售商店卖的一模一佯，就差标明歌曲名和演唱者的名字的彩色标签了。艾迪把纳特递给他的每张纤维板都如法制作，平滑光亮的醋酸纤维饭变成了满是音纹的78号唱片。他们一直干到凌晨一点。现在纳特已是拥有世界一流爵士音乐家们实况演出的唱片主盘的人了。 　　纳特算厂一下开支：艾迪丘十元，车库租金十元，唱片和防护纸几元。共计六十几块的本钱，纳特就搞起买卖来了。 　　眼下要作的就是寻找买主。他心里明白这事很容易。麻烦的是后勤工作。 　　他把艾迪送到一家沙龙，然后驱车回到了大耐克街的家。 　　伊芙琳，跟先前一样，一直没睡，在等着纳特。他们一起听起了那些唱片。 　　开始，录音里夹的吵闹声——欢乐声与掌声——很刺耳。他们部听惯了那种在录音室里录制的清晰的唱片。等他们习惯了这种喧闹的唱片之后，他们立刻感觉到了它所特有的激动人心的新鲜感以及专业录制唱片所缺乏的直接性。 　　“忒棒了，”听完后伊芙琳说。纳特以前教过她一些俚语，她也特别喜欢说，可有时她又害怕说错了。 　　“这肯定是热门货，”纳特说，“奔儿新。是直冲着观众录制的实况。保证小青年们会疯抢。” 　　“没错！”伊芙琳也无法猜透究竟纳特鼓着多大的劲，有多高的热情。“你可能会成为百万富翁。”她说。 　　“我就是为这个才挣命的。” 　　他们关掉灯，躺到那张舒适的大床上搂在一起。这时伊芙琳说：“这事怎么办？你不是要花好多钱才能开始吗？”伊芙琳在家时，父亲和她兄弟谈买卖谈生意，她经历得较多了；所以她也知道一点什么资本呀，企业管理费呀，开工费等那些个劳什子。 　　“放心吧，钱的事我会办的。”纳特安慰说。 　　那大晚上纳特心里得意洋洋的，情绪也异常激动，这使他们的性生活也增添了亢奋的色彩，快睡觉时，伊芙琳又开始琢磨他们是不是该要个孩子了，那大浪漫了：新买卖开张，新娃娃降世，同一天夜晚。 　　纳特对时间的选择简直是天才。 　　青少年们，如同战后公园，如同契约集团和人造奶油，是我争期间留下的产物。战前，十三岁到十八岁的孩子几乎看不到什么文化刊物。没有什么刊物是为他们编辑出版的，没有音乐是为他们谱写的。然而所有的成年人都不见了，男人们当了美国兵开赴海外；女人们，象铆工萝西，把美好的青春都消磨在工厂里了。除去那些无所事事的老人们——他们当然不会去白白花钱，满街上就剩厂那些尚不到应证年龄的十来岁的青少年了。 　　私营企业家们简直有非凡的才能，他们发现这些年轻人形成好多互不相干但又有高度凝聚力的群体。这些青年人都具有不同凡响的旨趣、礼节、欣赏力——还揣着大笔大笔的钱。摆一个极简单的算式就可以得出一个诱人的结论：上百万的青少年，每一家都要给自己的孩子一些零花钱，加在一起可达上百万美元，纯粹是一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的收入。一旦作出上面的结论，那么随之不用动脑就可得出下面的结论：当大人们集中全副精力去赢得那场可怕的战争时，那些男孩子们却在集中全力去对付同龄的女孩子们。 　　对于那些年龄相仿的男女青少年们来说，没有比舞厅更吸引他们的地方了。那些上了高中的学生们个个穿着小短袜和小白鞋，工装裤和肥大的毛衣外套，每到午饭时分便跑到校礼堂跳起舞来了。放学后又都跑到当地的甜食铺里去了；星期六晚上他们聚到专为不满二十的孩子们办的小卖部里。这批美国孩子们跳着琳达舞和吉特巴舞，兔子般蹦蹦跳跳地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摇摇晃晃大摇大摆地活象美国兵；他们为一个来自后波肯名叫富兰克·西纳特拉的那个瘦骨鳞峋的少年，而神魂颠倒，他们把追求各种爵士乐：节奏疯狂的，一般流行的，新奥尔良派的等等作为生存的目的。 　　自动唱机每年要吞掉五十亿枚五分钱的硬币，而且还在不停地吞噬着。唱片节目播音员们急需录音，竟连弗莫罗姆314号的琳达·苏也要把《麦乐兹的偏爱》献给痞子们；把《悠悠小舟去中国》卖给格雷这样的人。每个周六晚上九点钟，幸运钟声电台的“流行乐曲展播”节目都需要新的流行曲。等到烟消云散，一切恢复平静，再把所有的唱片数目加在一起，结果是令人吃惊的：仅1946年，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维克多和达卡两家分公司分别出售了一亿七千八百万张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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