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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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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做的这些删改，出于表达准确和有力的考虑，但它们也符合内心克制的暗示，这暗示不允许他过分坦率地披露个人的感受和并非臆造的过去，唯恐伤害或冒犯同他写出的和感受的一切直接有关的人们。这样，血肉相关的热气腾腾的和尚未冷却的东西便从诗中排除了，而代替淌血和致病的是平静之后的广阔，而这种广阔把个别的情形提高到大家都熟悉的空泛的感受上去了。他并未追求过这个目的，但这种广阔，自动而来，像行驶中的拉拉从路上向他致以慰问，像她遥远的致意，像她在梦中的出现或者像她的手触到他的额头。他喜欢诗中的这种使人精神高尚的印痕。 在哭泣拉拉的同时，他也把与自己各个时期有关的各种事物，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涂沫的东西加了一遍工。像他往常一样，在他写作的时候，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一齐向他袭来。 他又想到，对历史，即所谓历史的进程，他与习以为常的看法完全木同。在他看来，历史有如植物王国的生活。冬天雪下的阔叶树林光裸的枝条干瘪可怜，仿佛老年人赘疣上的汗毛。春天，几天之间树林便完全改观了，高人云霄，可以在枝叶茂密的密林中迷路或躲藏。这种变化是运动的结果，植物的运动比动物的运动急剧得多，因为动物不像植物生长得那样快，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我们不能罩住它，窥伺位置的移动。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 托尔斯泰否定过拿破仑、统治者和统帅们所起的创始者的作用，但他没有把这种看法贯彻始终。他想的正是这些，但未能清楚地说出来。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他在痛哭拉拉的时候也为很久之前在梅留泽耶沃度过的夏天哭泣。那时革命是当时的上帝，那个夏天的上帝，从天上降到地上，于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疯狂，于是每个人的生活各不相干，但都一味肯定最高政治的正确，却又解释不清，缺乏例证。 他在删改各式各样旧作时，又重新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并指出，艺术是永远为美服务的，而美是掌握形式的一种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有机契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为了存在就必须具有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是一篇关于存在幸福的故事。这些想法和札记同样给他带来幸福，那种悲剧性的和充满眼泪的幸福，他的头因之而疲倦和疼痛。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来看过他。他也带来伏特加，并告诉他安季波娃带着女儿同科马罗夫斯基一起离开的经过。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乘铁路上的手摇车来的。他责骂医生没把马照料好，把马牵走了，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他再宽限三四天。他答应三四天之后再亲自来接医生，带他永远离开瓦雷金诺。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沉浸在写作中的时候，会忽然极为清晰地想起那个已经远行的女人，心中涌起一股柔情，心如刀割，痛苦得不知所措。就像在童年的时候，在夏天富饶的大自然中，在鸣禽的啼啥中他仿佛听到死去母亲的声音，如此习惯于拉拉、听熟了她的声音的听觉现在有时竟会欺骗他。他有时产生幻觉，仿佛她在隔壁的房间里叫“尤罗奇卡”。 这一星期里他还产生过别的幻觉。周末的夜里，他梦见屋子下面有龙穴，马上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突然，峡谷底被火光照亮，啪地响了一声，有人放了一枪。奇怪的是，发生了这种不平常的事之后，不到一分钟医生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梦。 这就是那夜之后一天所发生的事。医生终于听从了理智的声音。他对自己说，如果打定主意一定要弄死自己，他可以找到一种更为有效而痛苦更少的办法。他暗自发誓，只要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来接他，他马上就离开这里。 黄昏前，天还很亮的时候，他听见有人踏雪的咯吱咯吱声。有人迈着轻快而坚定的步子朝住宅走来。 奇怪。这能是谁呢？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定坐雪橇来。荒芜的瓦雷金诺没有过路的人。“找我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暗自确定。“传唤我回城里。要不就是来逮捕我。但他们用什么把我带走呢？他们必定是两个人。这是米库利钦，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他觉得他从脚步声认出了来的客人是谁，便高兴起来。暂时还是谜的那个人，停在扯掉插销的门旁，因为没在门上找到他所熟悉的锁，但马上又迈着自信的步子向前走来，用熟悉的动作，像主人似的打开路旁的大门，走了进来，又小心翼翼地带上门。 那人做出这些古怪动作的时候，医生正背对着门口坐在桌前。当他从桌前站起来，转过身去迎接陌生人的时候，那人已经站在门槛上，呆住了。 “您找谁？”医生无意识地脱口而出，没有任何意义；当没有听到回答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不感到惊奇。 进来的人身体强壮，体格匀称，面容英俊，身着皮上衣和皮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暖和的羊皮靴，肩上背着一枝来复枪。 让医生惊讶的只是他出现的那一刹那，而不是他的到来。屋里找到的东西和其他的迹象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了这次会面的准备。显然，屋里储备的东西是属于这个人的。医生觉得他的外表很熟，在哪儿见过。来访者好像对于房子里有人也有准备。房子里有人居住并不使他感到特别惊讶。也许他也认识医生。 “这是谁？这是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拼命回想。“生啊，我究竟在哪儿见过他呢？这可能吗？记不清哪一年的一个炎热的五月早上。拉兹维利耶火车站。凶多吉少的政委车厢。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正确的化身。对了，斯特列利尼科夫！” 他们已经谈了很久，整整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国人才会这样谈话，特别是那些惊恐和悲伤的人，那些发疯和狂怒的人，而当时俄国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人。黄昏来临。天色渐渐黑了。 除了同所有人都操心地谈个没完的习惯外，斯特列利尼科夫之所以喋喋不休还有另外的、自己的原因。 他有说不完的话，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他惧怕良心的谴责还是惧怕追逐他的悲伤的回忆，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折磨他？他对自己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忍耐、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的地步了。或者他已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因此他不愿意一个人孤单单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借同医生谈话和呆在一起的机会而推迟决定的执行？ 不管怎么说，斯特列利尼科夫隐藏着使他苦恼的重大秘密，而在其他的一切话题上倾吐肺腑。 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一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 作为高级将领，有时还担任过军事法庭成员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曾经读过或听过多少次这类临死前的供词，书面的和口头的。现在他自己的自我揭发症也同样地发作了，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都做出总结，认为一切都是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语无伦次，从表白突然转到坦白上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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