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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家的人信奉佛教，所以也受到由此产生的训戒的引导。家里的人很虔诚，经常在家进行宗教仪式。大人们递给孩子们一本佛经，并要求他们一起学着念那些复杂的汉字。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信教者，但是由于这些习俗与传统对于家庭很重要，所以还是得以保持下来。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家去看望父母亲时，进门后的第一件事还是去跪拜家里的神龛。 　　我读中学时，所有的假日除了用在生意上，还是用在生意上。父亲要开会时就会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要在那里坐着听人向他汇报。然后就是盘点货物。通常把这个称作盘存，采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非常精确的的办法。我们到工厂去，公司总裁站在身后，清点每一件东西。我被教会检查酿酒过程，还要亲口尝一点酒，试试它的味道，再把它吐掉。尽管这样，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任何酒精制品都不感兴趣。 　　虽然我父亲从天性上讲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但他还是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得到他们需要和想往的东西。他对新的、引进的技术和外国货总是很感兴趣。我们家还住在小铃谷村的时候，他就从国外买了一辆福特旅游车，在家乡办起了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他找了一个原来拉两轮人力车的车夫来当第一任司机，当时人力车在日本还很普遍。在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星期日要出去郊游，坐在一辆福特T型或者A型敞篷车上，沿着凸凹不平的狭窄道路，慢慢地颠簸向前开，母亲神气十足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把她手里的阳伞庄重地举直，遮挡住阳光。后来父亲总是乘坐由他的司机驾驶的“别克”车。我们家里还有一台通用电器公司出产的洗衣机和一台西屋电器公司出产的电冰箱。 　　虽然我们家在某种程度上西化了，但是对我的生活第一次真正产生作用的外来影响却是我的叔叔敬三，他在国外住了四年，从巴黎归来，第一次把正宗的西方风尚带入我们家。我的叔叔久经世故，比家里的任何人见的世面都要多得多。在他回来之前，没有人要求我穿和服，父亲上班时穿西装，回家后再换上传统服装，甚至我的祖父也经常穿西装。祖父对西方很感兴趣，他喜欢看美国电影，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带我去看过一部叫作“空王”的电影。但是叔叔敬三却带给我们他在外部世界的亲身经历，这激起了我们的兴趣。他带回来他在巴黎画的油画，在法国拍的照片，在去伦敦和纽约的旅途中画的写生，他还给我们看他用“巴塞”电影摄影机拍的电影，那种摄影机用的是9．5毫米的胶卷。他在巴黎有一辆有雷诺车，自己驾驶，还照了一张照片来证明此事。当时我虽然只有八岁，这些事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住了我能够记住的全部外语单词，像协和广场、蒙特马利高地、柯尼岛等等。特别是他给我讲柯尼岛时，我听得着了迷。由于这个故事的魅力，很久以后的1953年我第一次去纽约时，第一个星期天我就去了柯尼岛，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坐了滑道车，甚至还尝试了一下跳伞的滋味。 　　我的父亲也学着祖父那样，总是说，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愿意坐下来刻苦学习，世上再多的钱也不能使他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是有钱却可以提供一种教育的机会，那就是通过旅游增长见识。我的叔叔正是这样。他回来后在家里建立起自己的画室，和我们在一起住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他结婚为止。他在国外学习的四年期间都是由我祖父供养。几年以后，父亲给钱让我在高中的假期里和同学一起去日本的很多地方旅游。朝鲜从1904年起被日本占领，1910年又被日本吞并，我们家在朝鲜有一个亲戚，我到过那里，以后又到过更远的满洲。1939年或是1940年，我甚至还乘坐过全空调的流线型火车，它的名字叫“亚洲号”。本来下一步打算去美国，但是由于战争，这次旅行被推迟了十几年。 　　我们家是一个少有的现代化家庭。母亲非常喜爱西方的古典音乐，家里有一个维克多牌的留声机，她买了不少的唱片。祖父经常带她去参加音乐会，我相信也正是她的原因而引起了我对电子与音响复制技术的兴趣。我们经常在一起听欧洲音乐大师的唱片，留声机的大喇叭中发出刺耳的声音。当时可利用的机械式录音设备很难再现交响乐中的全部声音，所以最好的唱片是声乐与器乐独奏。我记得母亲最喜欢恩立柯．卡鲁苏和小提琴家爱弗雷．津巴利斯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著名的艺术家访问名古屋，我们都要去听他们的表演。我记得我们听过的表演中有俄国的低音歌唱家费奥多．查利亚平和当时还很年青的德国钢琴家威尔赫．肯福。当时本地的一个唱片商从国外进口古典作品的唱片。每个月新唱片到货时，他都要送一套给母亲试听。我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总是起劲地去摇留声机的手柄。当我读初中时，一种新的电留声机从美国进入日本，我们家当然要买一台。 　　父亲认为如果喜爱音乐就应该享受良好的音质。另一方面，他后来还告诉我们，他担心听维克多牌留声机那种细弱无力的声音会影响耳朵和音乐鉴赏能力。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说，父亲不懂或者说不会欣赏音乐，但是他想让他的家人有机会尽可能地听到最真实的表演。他觉得一个人只有通过听最真实的表演才能学会欣赏好的音乐和好的音质。所以当首批新的留声机进入日本时，他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第一台，至少在当地是第一台。我记得那台留声机也是维克多牌，价值六百日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那时候在日本买一辆小汽车也只要一千五百日元。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台新的电留声机中发出的美妙声音，当然是指与老的留声机相比。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听得目瞪口呆。买了新留声机后收到的第一张唱片是拉威尔的“波雷罗”。我很喜欢“波雷罗”这个曲子，因为它让人听出一种感伤的情怀，再加上新机器逼真的音质，真是令人惊叹不已。我把那些唱片听了一遍又一遍，莫扎特、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心中充满了激情，同时也感到奇怪，像真空管那样的电气装置居然可以从我们原来很熟悉的、刺耳的唱片中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 　　我被这个新的发现所困惑，满脑子的疑问。我有个亲戚是工程师，当我知道他自己装了一台留声机时，就很想去看看。于是我到他家去，他把那台留声机给我看了。其实那是一堆零件，用电线连接起来，摊在房里的草垫上。看到这样的东西并不是只有大工厂才能制造，一个业余爱好者也可以搞出来，我觉得真是了不起。事实上，自己装收音机成了很普及的业余爱好，有些报纸和杂志开辟专栏，登出图纸、零件表和说明，告诉读者如何装收音机。我也必须这样做。 　　我开始买有关电子学方面的书，并且订了日本和外国的包含全部有关音响复制和收音机最新消息的杂志。不久我就在电子学上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以至影响到我的学业。我把课外的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到这个新的爱好上，照着一本叫作《无线电与试验》的日本杂志中提供的图纸做一些电子装置。我的梦想是做一台电留声机，录上我自己的声音。随着试验范围的扩大，我对这门新兴技术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真正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学校里是不教的，我必须自学。通过努力，我自己动手，总算是做出了一台很粗糙的留声机和一台收音机。我甚至还把我的声音录了下来，再从自制的留声机中重放出来。 　　我对摆弄电子装置十分着迷，搞得学习成绩几乎不及格。母亲经常被叫到学校去参加会议，讨论我在学校的糟糕表现。校长为了我对传统课程不感兴趣的事又关心又恼火。我记得班上总是根据分数来分配座位。全班有两百五十名同学，分成五个组，每个组五十人。每个组拔尖的同学就当组长，坐在教室最后面，然后按照成绩降序往前排。虽然每年班上的座位都会有所变化，但我总是坐在前排，就在老师的鼻子底下，与差生们在一起。 　　我并不想在此书中妄自菲薄，我可以说我的力学、物理和化学成绩都不错。但是我的地理、历史和国语总是在平均水平以下。由于这种不均衡的成绩，校长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谈话。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时，父母亲就会训斥我，并责令我甩掉那些电子玩具。我会暂时服从，但是一旦成绩有所好转，就又旧“病”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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