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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我们意识到手头的办公室家具和实验室设备是有价值的，在战争的紧缺年代甚至比钱更加有用。我们已经接到命令要把这些东西毁掉。在一些部队里，有人把这些财产拿回家，到黑市上变卖。从这些谋取私利的人身上得到启发，我们与当地最大的卡车运输公司洽谈，我们把用于试验的蓄电池给他们，他们把我们的人员的行李送回家。那家公司的卡车急需配备蓄电池，所以他们乐于交换。我们又加上了一些办公室的设备、柜子和办公桌。逗子的火车站站长也很高兴地要了一些旧家具，作为交换，他为我们的非军方人员提供了大部分的直达火车票和行李运输。 　　我先将高中学生和年青的妇女送回家。有谣言说，海军军官会被定为战争罪犯，非军方人员可能被逮捕。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逻辑，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与美国人交战。但是这种恐惧在混乱的局势下是很典型的。从安全方面着想，我相信最好还是让我们的人赶快回家。我们完全不知道美国军队会有什么行为，所有妇女们还是先回家去。战争中太缺乏工程人员，我们部队来了一批理科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大约只有二十岁。我也想先把这批孩子送回家。但是其中有两个已经无家可归，因为他们的父母住在朝鲜或是满洲，现在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只好让他们到我自己的父母身边去。我交给他们一封给我母亲的信，信中说道：“不知道还要在这里驻留多长时间。甚至有可能被美国人处死。所以请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后来母亲来信埋怨我说：“为什么要在没有米吃的时候给我们送两个大肚子汉来？” 　　在没接到新的命令以前，很多天我们都没事干，只好坐等。所有的姑娘和小伙子都送回家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了。我们有一架望远镜，可以观看到那些美国军舰源源不断地开进相模湾来，他们准备去东京湾参加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投降文件签署仪式。仿佛整个美国海军都涌入了我们面前的这个海湾。我很想离开，最后时机终于来到，我乘第一趟火车赶回家去。这次团聚的人真多，因为我的两个弟弟几乎也在同一时间回到家里中。我们都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父亲和母亲都非常高兴。我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又安全无损地回到家里。我们也避免了犯下法西斯罪行，而当时不少的日本青年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和光荣战死的思想，都干过一些法西斯暴行。在日本，人们总是谈起心理氛围，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它把人们卷入一窝蜂的行动中，好像每个人都呼吸着同样的一种特殊空气。战争时期，军方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这种性格，他们总是用自愿的方式发起运动，就像在我弟弟他们班上那样。很多热血青年在这种氛围中都自愿参加。虽然当年很多神风敢死队员由于没能参加最后的拼命而十分沮丧，但后来他们都很庆幸那时失去了机会而留下了性命。战后，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在全国各地巡视，对国民发表演讲。他改变了以往神的形象，像一个令人尊敬的父亲，日本人开始恢复正常的平静心情。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仿佛遭受了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 　　面对新的和平时期反倒觉得不习惯。轰炸机不再来了，但是大部分城市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可轰炸的了。在大阪、名古屋和东京这些城市的市中区只剩下了一些坚固的混凝土或石材建筑物。B-29轰炸机群扔下了雨点似的大量燃烧弹，脆弱的、用木料和纸做成的房屋、商店、工厂像火绒一样被烧得一干二净。穿过居民区的防火道本来是为了用来限制损失区域，但是在风的作用下余烬乱飞，所以也就不起作用了。在东京，战前七百万人口中的一小半在轰炸开始之后还留在城里。大约四百万人已经迁到乡下或者小城市去了。这场灾难比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更加严重，但是大火引起的损失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东京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被毁灭了两次。 　　战争结束以后，城里只有百分之十的电车在运行。公共汽车也只剩六十辆还可以开，再加上一小部分别的轿车和卡车。液体燃料用完后，这些车的大部分都改成了烧焦炭和木柴。疾病漫延，结核率在一些地区高达22%。医院里什么都缺，甚至没有绷带、药棉和消毒剂。商店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或者放着一些卖不出去的废物，像什么提琴弓和没有网子的球拍等。一些剧院和电影院还开着门，放映电影，人们没有事情可干，也没有哪里可去，他们挤到这里来寻求几个小时的开心。 　　盛田家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在战争中没有死一个人，名古屋的公司办公室和工厂也没有受到破坏，甚至我们家房子在轰炸中也没有遭受大的损失。全家团聚，大家松了一口气之后不久，我们开始议论今后的打算，我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对我的将来特别重视。父亲的身体很健康，而且仍在担负着公司的业务，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并不需要我留在盛田公司里。在战争期间，公司继续营运，生产干粉豆酱和酒精，所以公司的业务从未中断。我在家时提出过一些建议，对工厂进行改善，但也并不直接需要我留在厂里。父亲身边有足够的管理和业务人员。另外，我还只二十四岁，所以每个人都同意，我还有充分的时间等到以后再回到公司里来。 　　在家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我接到了服部教授的一封信，他就是那位在高等学校里曾给过我良好教益的物理老师。他告诉我，他已经到了东京工业大学物理系，正在帮助创立一个特别的学校，专门招收那些因为战争而中断了学业的理科学生。他现在的问题是缺少教师，他急切地希望我能够去他那里当老师。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继续搞物理，还可以到东京去。既然海军和日本的全部军事编制都已经废除了，我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其它的有兴趣的工作。父母亲都同意我去教书，幸运的是当我还在家时，我试着与井深君保持联系，他就是那位一起搞过研究项目的杰出工程师。当时井深在东京开了一家新的实验室。 　　战争期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一直与井深保持着联系。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越来越难得到我们的工作站来了，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工厂转移到长野县去了，在东京的西北边，坐火车要几个小时，当时他在东京的工厂和实验室周围还有很多小工厂，正好是轰炸的目标区域。他到我们的逗子实验室来参加过几次会议，我也去过长野的苹果园，他的新工厂就座落在那里。有一天在长野，我开始与井深谈起我们战后的打算，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从短波广播中意识到战争肯定是会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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