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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因为我知道井深难以支付工资，所以我提出一个想法，我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在他的公司里干活。这样井深就不必付给我太多的钱，我还可以从教书中得到一份工资，双方都可以过得去。井深和我长时间地交谈，商量如何开办我们自己的公司，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46年3月我们最后决定，一旦完成全部细节后，我们就来办这件事。就这样，我一边在大学里当老师，领取政府的工资，一边在井深这里当研究员，计划成立我们自己的公司。我们两人都清楚，在正式成立我们自己的公司之前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那就是我对我们家所承担的义务。1946年4月，当时前田先生已经退休，不再担任文部大臣了，我和他还有井深一起乘夜晚的火车赶到小铃谷村去，他们准备恳求我父亲允许我加盟，对新公司助一臂之力。他们知道把一个准备继承家业的长子要过来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当面向我父亲表示诚意。 　　在日本，请别人的儿子，特别是长子，脱离自己的家庭而把他永远地带进一个商业世界，那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在某种情况下就好像是过继一样。就是现在，在一些行业中，特别是小企业，这种做法也还是要与父母正式商量的。甚至在大公司里，当一个年青人加入公司这个大家庭时，也要表明其家庭背景、受何人推荐以及对双方的忠诚保证。这种委托是诚恳的，因为它将贯穿一个人毕生的工作时间，而不是像在一些流动性更大的国家中那样，只有几年的雇用期。事实上，我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担负起新的责任。 　　我们的旅行并不舒服。旧车厢的窗户破烂不堪，一路上从窗户外吹进来冷风、黑烟和煤粉，但是小铃谷村盛田家的欢迎却令人感到温暖。至今井深还说，他一直记得那次在我们家他和前田先生都非常愉快，“虽然当时只不过是吃了面包，盛田家面包房做的面包真好，涂有奶油和果酱，还有茶。“战争刚结束时没有充足的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就算得上奢侈品了。日本人把仅有的大米给最小的孩子吃，一次还只能吃一点点。大部分人都很难弄到大米。在战争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大麦甚至土豆和少有的大米混在一起吃。战争彻底失败了，国家大伤元气，成千上万的人在贫困的生活水平上艰难地度过最后的那些日子。 　　见面寒暄之后，井深和前田先生向我父亲介绍了新公司的情况以及他们今后的打算，为了这项新事业，他们绝对需要我的加入。话说完后，我们都在紧张地等待父亲的回答。父亲对此明显地有所准备。稍加思索后，他说道，他希望我能够继他之后成为户主，也希望我能够继承家业。然后他转向井深和前田先生说：“但是如果我儿子想做别的事情来发展自己或者充分施展他的才干，那么他应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他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微笑。“你就去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吧。”他说。我非常高兴。井深更是喜出望外。他后来对我说：“我原来想像的比这艰难得多。”我的弟弟和昭当时还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读书，他主动答应在父亲退休以后接管盛田酿酒公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东京后，我们凑齐了钱准备成立新公司——东京通信工程公司，这笔钱很少，只相当于五百美元，或者说刚刚够数。很快我们就把钱用完了，只好经常向父亲借贷。他相信我们和我们的公司，从不逼我们还钱。我只好给他一些公司的股份。结果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他对我们的信任得到了充分的回报。由于股值上升，他变成了公司的大股东。 　　虽然我可以从东京工业大学的教书工作中得到另外的收入，但我的心并不在教学上。我很想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新公司里工作。有一天我高兴地从报上读到一条新闻，占领军当局决定从所有教师中将以前当过职业军人的人清洗出去。我想这里面也有我的份，因为我曾经是一名职业技术军官，而且根据我的委任状，我应该在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日本帝国海军中终身服务。执行占领的联军总部(简称GHQ)对旧军人的清洗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职业军人是战争中的主要罪犯，他们曾一度控制了政府，所以不能让他们对战后日本的无知儿童再施加不良影响。对于我而言，这次清洗是个好消息，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撤消对大学的承诺，而且还可以回到新公司去一心一意地工作。 　　我去找服部教授，对他说，我虽然很喜欢教学工作，但由于这个消息我不能继续留在大学里了。他到办公室去查看，但是别人告诉他，尚未接到文部省的正式通知，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学校里让我继续留任，直到接到官方通知为止。我只好又在学校里教了几个月的书。我很想离开学校，但是又深感有义务帮助我的恩师服部教授，而不能一走了之。等了很久还没有见到有通知来，于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我把报纸上的文章给校长和田小六先生看，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如果我继续留任而被发现，那么校方就会因为“未清洗”受到惩罚。我说：“根据这个我应该受到清洗，但校方却说我应该继续留任。我担心这样下去会给学校惹出麻烦，而我并不想对此负责。”校长考虑了我的意见，最后他说：“那好，你今天就可以停止教书了。”就这样我的教书生涯到此结束。我向服部教授告辞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公司。 　　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正式的通知将我从大学里除名，学校里每个月都要打电话来通知我去领取工资，因为我的名字还留在工资单上。虽然我已不再教书，但是为了补偿通货膨胀，每隔两三个月还要给我加一次工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6年10月，文部省终于颁发了对我的清洗令。那些日子里，我们的新公司一分钱也没有赚到，所以能够继续领到一份工资还是很不错的。 　　1946年8月，白木屋百货店准备重修房屋，他们不准备再给我们留一个地方了。我们暂时搬到东京的老城区吉祥寺去，但是那里并不令人满意。最后我们搬到御殿山上的一个非常便宜的、荒废了的木棚屋里去了。御殿山地处东京南郊的品川，曾一度因其美丽的樱花而闻名。1853年御殿山上曾设有要塞，是东京湾防卫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在1947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搬进那间经过风吹雨打的老房子时，御殿山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要塞雄姿，周围到处都是战败的景象，遍地弹痕累累。由于房顶漏水，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办公桌上撑一把雨伞。远离闹市，我们在这里更加自在，而且比以前那个百货店里有了更多的空间。 　　为了找到东京通信工程公司的房间，你必须猫着腰穿过好几道晾衣绳，邻居们经常在那上面晾一些小孩的尿布，让风把它们吹干。我的亲戚来看我时对这种寒酸相大吃一惊，他们认为我成了一个流浪汉，回去如此这般地告诉了我的母亲。他们想不通，如果我不是那么“激进“的话，我怎么会找这么个地方来工作？因为我是一个老牌公司的总裁的儿子，完全可以在名古屋过一个大少爷的舒服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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