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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五十年代中期，我并不是唯一的在纽约经商的日本人。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者说很多人，都是仰仗懂得外国市场、在海外建立了办事处的日本贸易大公司。我并不认为这种做法十分好，因为这些贸易行都不懂得我们的产品，也不了解我的经商哲学。 　　我觉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美国的商人常常抱怨日本的分销系统太复杂，因为当我第一次计划向美国出口时，我对美国的市场之复杂感到惊讶而灰心丧气。每当我对美国商人谈到这一点时他们总是觉得出乎意料。那时候为了把日本的商品出口到美国，公认的做法是把货交给一家在美国设有办事处的、有经验的日本贸易公司，由它把货再运到美国的港口，他们在那里的代理办完海关手续后把货交给分销公司，再转给批发商，最后到达零售商手里。运输上和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里满足售后服务所要花去的时间使我望而却步。但是我决不会认为美国之大和英语(或者法语、德语)都是非关税壁垒。 　　我可以理解美国和其他的外国商人在面对日本的分销系统和复杂的日语时受到的挫折，因为这就像几十年前我自己面临美国系统和英语时的遭遇一样。但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成功地找到了摆脱现存系统的出路，这也是我当初在美国的必经之路。我们需要一条分销的途径，通过这条途径，可以把我们的新技术和它的好处更加方便地、直接了当地传递给消费者。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寻找这条途径。我们必须经历艰难的学习过程。 　　非常幸运，我的一个日本老朋友，山田志道，介绍我结识了阿道夫．格罗斯先生。格罗斯先生是一个制造商的代表，自己也开了一家公司，叫阿格罗德公司，在百老汇大街514号。当我向格罗斯谈起我的公司和我们想要干的事业时，他说他很喜欢，并且立即答应做我们的代表。他甚至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留了办公桌的位置，我们之间的关系发展成为私人交情，同时还保持着业务上的往来。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老师。我非常幸运地在美国找到了几位好老师。其中有一位是我在东京遇到的，他是夏威夷出生的日籍美国人，他的名字是嘉川义延，大家都叫他“医生”。这个美国人到日本来，在占领军的经济部当律师。1952年占领结束后，他选择了继续留在日本，为几家日本公司当代表，其中还包括东活电影公司。我请他给我们公司当顾问，我早年几次到美国都是他陪我去的。这样，我有了几位好老师，阿道夫．格罗斯，加川医生，还有一位，也许是我最好的老师，爱德华．罗斯尼，他原来是格罗斯的律师，后来成了我的律师。 　　格罗斯那时已有五十多岁，而我还只三十出头，但我们成为忘年至交。他很和蔼，机智，毫不做作，说话轻声细语，好像是在说笑，但是充满正直。他对国际贸易很感兴趣，事实上他已经准备进口一些欧洲的高质量电子产品，包括德国制造的伊来克唱盘，它在早期的Hi-Fi发烧友中大受欢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他和我谈了很久，他对我本人和我的公司以及公司的原则都非常关心，想知道有关的每件事。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关于在美国经商的经验。他向我解释美国和美国的商业世界，还包括了一些非常实用的情报，例如不同商店的形象和特点以及在美国经商的最佳途径。他也试图使我美国化或者说至少教会了我一些人情世故。 　　有一天他对我随便问道，我是否愿意去看百老汇刚刚上演的“我的好太太”，这是一出热门戏。我说：“当然愿意看，阿道夫，但我实在搞不到票，票都卖完了！”他说：“没关系。”很快他就拿来两张票。剧院的座位总是很贵的，一张票肯定要花去他一百美元，这在1957年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演出那天的晚上我们工作到很晚，然后直接去了马克。黑林根剧院。与观众一起观看最热门的表演，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令人激动的体验，阿道夫对此却早已厌倦。灯光刚一转暗，乐队奏起前奏曲，阿道夫转过身来对我说道：“昭夫，晚上好。”在整个精彩的表演中，他一直在那个价值上百美元的座位上睡觉。 　　1958年阿道夫在伦敦死于突发心脏病，我们都受到沉重的打击。我一直对他有一种强烈的负债感，并把他看作是我的美国父亲。格罗斯夫人一直与索尼大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我们总是邀请她参加索尼美国公司的一切庆祝活动。 　　直到格罗斯去世以后我才遇到他的律师，爱德华．罗斯尼，同时我还结识了他的会计师爱文．沙格尔。从这两位好人那里我学到了有关美国的商业会计和法律知识。当我考虑成立索尼美国公司的时候，我需要可以信赖的人，这两个人正是我最好的老师和助手。因为沙格尔是持有执照的会计师，所以他可以监督我的的税务事务办理得是否合适。爱迪(爱德华的昵称——译者注)。罗斯尼与我形同手足，在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打高尔夫球(他带我加入了他在新泽西州春之谷的乡村俱乐部)，一起处理业务上的问题。除了其它的事情之外，爱迪还向我讲授了美国的商业合同，这是日本几乎没人弄懂过的知识。 　　早期的时候，我到纽约总是住便宜的旅馆。当时因为我的英语不好，再加上囊中羞涩，所以总是到自动售货餐馆或者自助餐馆去吃饭，在那里我不需要费力地与任何人说英语。我第一次和嘉川医生到美国去的时候，开始我把他领进了一家自动售货餐馆，并在一家便宜的旅馆为我们订了房间，他告诉我，这样做是不行的，为了我们的面子与尊严，也为了公司的威望，我们必须在更高的层次开展活动。他还告诉我，住最好的旅馆的最差房间比住便宜旅馆的最好房间要好得多。他坚持让我到好的餐馆去吃饭，学会品味菜肴与服务质量上的区别。当我们手头很紧，但又要在美国各地去旅行时，我们有时不得不共住一个房间，但我们总是住在较好的旅馆里。在纽约，我不再到合恩．哈达兹饭馆去吃饭，而改到斯托福餐厅去进餐。那时地处市中区的第五街666号大楼还很新，斯托福餐厅在顶层。(我们住在纽约时，我的女儿直子还是个孩子，她爱上了这个餐厅和在那里看到的纽约。几年前我在博物馆大厦的四十八楼弄了一套公寓，她从窗户里第一眼就看到了666号大楼，在那里她曾吃过不少的美味佳肴。她感慨地说，从我们的高层公寓可以俯视那座大楼，而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那座大楼简直就像高入云端，整个纽约都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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