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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美国新政下的经济和社会技术人员也使得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开除任何人。他们允许成立劳动组织，事实上他们鼓励这样做，在战争年代，除了几个政府掌握的全国性公司型工会之外，这些都是禁止的。以前任何工人组织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对财阀公司的忠诚。劳动法的设计者知道会引起共产党这个麻烦，因为他们现在不再是非法的了，而且肯定会参加劳动组织。美国的劳动问题专家知道这是一种冒险，但是他们认为造成什么样的麻烦的关键在于日本的民主思想教育。占领当局的态度表明他们对日本人基本的保守性质有很大的信心。但是结果产生了什么样的教育结果呢？ 　　新的劳动法刚一通过，就涌现出二万五千个工会，共有五百万日本工人参加了工会。这对于长期受压制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都是一个大好时机，他们马上组织起来。许多工会都在日本共产党(JCP)的控制之下，1946年的五一劳动节他们打着小红旗、举着标语牌在皇宫前面游行。由于一些游行者试图冲击皇宫，所以游行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全国为之震动。他们还要为工人的权利开展罢工，而且为工资也向政府提出了不少的抗议，一时闹得人心惶惶。当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威胁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罢工来要求吉田茂首相下台并增加工资时，首相和占领军司令部最后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手段。 　　吉田对共产党和他们的动机一直有怀疑，他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合法化，他在1957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战争刚一结束，苏联作为盟军的一员立即就在东京建立了代表处，配备了五百多名训练有素的宣传和特工人员，他们引导和指挥日本共产党的活动，而后者再去教唆工人罢工，煽动朝鲜人暴动，在全国造成各种形式的动乱。” 　　在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下，吉田将一个禁止公务雇员罢工的法案引入国会。这是对共产党的警告，结果他们撤消了举行总罢工的威胁。一些新的社会立法，包括社会保险、其它福利和新的劳动法，一直保留下来。 　　新的法律、对税收制度的改革以及消除财阀集团，这三项措施在日本第一次造成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这也给低收入的人带来了一个改善生活的机会，甚至今天如果你到日本来，你也看不到世界上其它地方随处可见的贫困现象。你看到的是一个日本人引以骄傲的、世界上少有的平等社会。 　　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经常遭受贫穷甚至饥饿。城市和乡村的贫穷是很普遍的。事实上，社会底层的日本人世世代代以来仅仅只是为了生存下去而苦苦挣扎。今天如果说我们没有了贫穷，我们同时也失去了以往所说的家族财富。每年首相办公室都要举行民意调查，连续十多年来，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中等水平的人超过了90%。 　　现在的日本人不再承认特权。虽然我们的一些列车中还有一等车厢，但在我们的飞机上很多年来都没有一等舱位。这使我想起松下幸之助这位日本电子工业的伟大前辈，他在九十高龄时还和他的几百名普通职员一起乘坐经济舱位从其总部所在地大阪飞往东京。没人对此抱有更多的想法。很少有公司像索尼这样拥有自己的飞机或者直升飞机，但是这些公司不像其它的一些国家那样把飞机用于高层负责人变相的私人旅游，而是只用于公司业务，以提高效率。 　　日本战后的成功当然已经使很多人富了起来，但是现在却没有像英国或者欧洲大陆上那样拥有大量财富、占有土地的家族，在那里，无论是社会动荡还是政府更替，甚至战争，他们的财富似乎都照样不变。几年前我访问了巴黎，在一次聚会上我很赞赏一位可爱的女士佩带的钻石项链。她的丈夫立即非常慷慨地告诉我那家珠宝商的名字，以便我也请他为良子做一件精致的制品。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我也告诉他，我买不起这么贵重的东西。 　　他瞪大眼睛说：“你很有钱，你一定买得起，我肯定。” 　　“你和我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我对他说。“是的，我有钱。但你却是大富豪。所以你可以买这样的珠宝，而我却不能。”日本已经没有往日那样拥有数不清的财富的大富豪了。剥夺性的继承税有助于破坏个人拥有的财产，这就像战后废除了贵族身份那样。今天，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想发财的念头似乎太离谱了，在现实中，简直不可能得到大片土地和控制众多的公司，而这些正是日本以前一度有过的家族财富的基础。 　　战前，像我们那样的家庭是很富有的。我们过着与现在的任何日本人都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我从小长大的时期，我们的邻居都是富人，是名古屋最有钱的人。我们拥有网球场，这在土地十分缺乏的日本是一种真正的奢侈，有女佣和管家，还有私人汽车和司机。这些我家都有，包括外国汽车和其它我们想要的一切，而这一切都是由我父亲一人开支，他有一笔丰厚的收入。纳税很低，所以没有人考虑置办一辆由公司开支的汽车和由公司支付招待费。日本人在茶馆里谈生意，茶馆每六个月或者一年寄一次帐单来，像我父亲那样的有钱人总是开私人支票付帐，而不使用公司支票。 　　战后，新的法律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如果你的收入的85%要作为税款上缴，那么你就很难买得起汽车，雇得起司机和支付其它业务开支了。正因为如此，慢慢地人们就习惯于由公司支付这些费用，而不再由公司的经理支付了。 　　我们家的运气很好，尽管名古屋遭受了猛烈的轰炸，我们的公司和住房却没有被毁坏，几乎成了唯一的幸免者。但是战后我们再也没有女佣和管家了，我母亲开始自己动手干家务活。她说这对她的健康很有好处，我也相信的确如此。我们必须缴纳大笔的财产税，所以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很多家产。我们家的田地几乎全部都租给了农民，他们种植水稻，并把它卖给盛田家的公司。我们几乎失去了一切，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心怀感激之情，因为家里的三个儿子虽然经历了战争，却都平安无事，况且家里还可以继续开公司。然而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在战争期间我父亲不得不骑自行车上班，现在他也不可能得到一辆配有司机的汽车了。今天日本流行着一种说法，“万贯家财，三世而衰”，这是因为财产继承税太高的缘故。 　　占领军司令部编写新的法律旨在提高工人和雇员的权力，同时也想遏制富人们东山再起。他们的观点是那些富人，特别是少数涉及军火工业的大财阀家族以及他们的同类，必须被削弱，因为他们曾经和军阀合作过。不管怎么样，他们肯定认为所有的富人都应该为战争负责，当然这是错误的。当时很多人都可以看出，财阀认为可以控制军方，但是最后他们却成了军方的俘虏。事与愿违，占领军司令部的命令反而使日本的工业得以复兴。大清洗的一个积极作用就是从管理层中排除了某些身居要职的老朽，虽然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好人，一群具有新思想的第二、第三梯队的年青人被推上了领导阶层，他们正是参加实际工作的经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个措施帮助很多公司重新获得了生机，也使得其它人有机会成立新的公司，我们自己和本田汽车公司就是其中的范例，很明显，原有的老牌大公司不再可能支配一切。甚至在老牌大公司中，大清洗也使一些更加年青有为、训练有素的人成为高层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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