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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后来美国财政部的调查没有找出日本操纵日元的任何证据，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却公开地这样说。

　　在箱根会议上我的日本同胞们很惊奇地看到在这样温和和愉快的会议上听到了尖刻的反对意见。在这样的会议上，日本人通常喜欢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所以也就交不到新朋友。我认为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休会时，一些日本的青年人来找我，说他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地位得以捍卫，但是也有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对我摇头，他们说：“你对远道而来的客人太无礼了。”

　　当天晚上日本人又看到了令他们费解的另一个场景。我们在芦湖的一条船上开了一个招待晚会，日本电视台的人上船来就会议对我进行采访。他们说，希望有个美国人和我一起参加。当他们准备好了之后，我妻子走到迈克．布鲁门托身边，请他参加对我的采访。他同意了，我们在电视里谈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有些日本人看到我们在会议上争执而后来仍然是朋友感到很惊讶。对于日本人来说，意见不同往往意味着友谊的结束。我想解释一下，西方人往往愿意与你争论正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当他们不说话和拒绝讨论时才真地是到了危险的地步。如果西方人与日本人要想相互了解，那么日本人就应该像美国人那样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和表明自己的观点。过去，无论是商人还是政治家，我们在这方面都做得太差，而且好像进步得并不快。

　　第三十二章

　　1962年时虽然只有很少的UHF电视台，但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却要求所有的电视机除了有标准的VHF调谐器之外还必须装上UHF调谐器，这使得我们很头疼。我们制造好几种型号的小电视机，包括有名的“大肚子”电视机(当时索尼公司请了曾撰文批评电视文化的评论家大宅壮一为这种电视机做广告，广告中大宅将这种小型电视机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躺在床上观看，以后很多人都把这种电视机称作“大肚子”电视机——译者)，它是一种使用电池作为电源的微型电视，屏幕只有4英寸。在这样小的电视机上除了标准的VHF拨盘之外还要加上一个UHF调谐器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想，花在增加UHF功能上的钱将会得不偿失，因为可以收到的UHF电台太少了。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所有的频道全部放入一个电子拨盘中，所以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UHF的规定出台时，牛顿．米诺是FCC的主席，他对日本很感兴趣，后来他参加了下田会议。当我经介绍与他见面时我说：“米诺先生，我不喜欢你。甚至在我们见面之前你就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当然我是在开玩笑。他邀请我去做出解释，我把前因后果都讲给他听。只到现在，他还经常对我提起当初我说过的玩笑话。总之，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我到华盛顿去介绍U-Matic磁带录像机时，我邀请米诺参加我们的聚会。他问我能不能带一个朋友，当然我答应可以。他带来的人是亨利．基辛格，当时他是白宫的政策顾问。米诺告诉我，这个基辛格将来会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我和基辛格聊了大约十五分钟，多少相互熟悉了一些。数年以后，他成为国务卿，我们在东京的一次招待会上再次相遇，他居然还能认出我，这使我深感荣幸。我以为他不认识我了，但他只看了我一眼就说：“嗨，盛田先生。”

　　此后日美间的贸易问题成了中心话题。由于日美之间双边贸易不平衡，在美国人们说了不少关于日本的坏话。有人说日本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商品，使得不少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有些制造商抱怨说，他们不能参加这样的竞争，日本市场对于他们的产品是关闭的。多数指责是不公正的，但不幸的是有些指责却是真实的，我为贸易争端对我们之间更为广泛的关系产生的总体影响感到担心。我早就建立了索尼贸易公司，我们一直积极地将外国产品引入日本。我们在国外的经理都接到指示，要注意观察什么货有可能在日本的市场上销售。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劝告政府和行业协会，向他们讲明增加进口和对外国货开放日本市场的重要性。

　　在东京遇到基辛格的那次招待会上，我们走到接待室的一边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对他讲了我深信无疑的一些观点：“您知道，基辛格先生，我们日本人对美国有很深切的亲近感。”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有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之间的战争是多么地可悲，不能再让它重演了。我现在认为美国人有时会错误地将朋友视为敌人。从根本上讲，除了二战的悲剧之外，一百多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坚定不移的朋友。我们加入了强大的防卫条约。我们坚定地站在世界上自由国家的一边，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健全的国家，它的存在本身就对太平洋和亚洲的安全做出了贡献，而这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直想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亚洲。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共产主义和苏联是日本的主要危险。当时美国根本就没有被认为可能成为敌人。基辛格先生，我希望日本人和美国人共同努力，避免重犯过去使我们成为敌人的同样错误。”谈到历史时我提到美国的法律禁止日本对美国的移民，美国对日本货征收高额税金，为了将日本赶出中国大陆，切断日本的石油生命线。如果我们双方没有犯这些错误，也许共产主义今天在亚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势力。

　　几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基辛格对我们的谈话印象深刻。从那以后，他频繁访日，我又见过他多次，所以有机会以非官方的方式安排他与日本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物会面。基辛格对日本的未来很感兴趣，去年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自助餐聚会，邀请了部分日本商界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这样他就可以了解到日本未来的领导人现在想些什么。

　　作为日本的一个有关的公民和美国人的朋友，我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表明这样一个想法，即这种双边关系太珍贵了，不能允许任何一方对它加以破坏。我还认识美国政府中的其他人，可以举几个例子，赛鲁斯．万斯，当时他是国务卿，哈罗德．布朗，当时的国防部长，乔治．舒尔茨，在他担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之前他是我在摩根国际委员会中的同事，我要对他们和对国会议员、参议员以及很多我认识的美国商界人士表明同样的想法，对于我们两国而言，这个赌注太大，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大洋两岸的政治家们都要参加竞选，他们无法忽视他们的选民。这正是民主的力量之一，有时却又是一个弱点，我们必须容忍它，努力地去理解它。

　　一些行业中的的选民们将会抱怨，他们受到了进口货的伤害，并要求保护，但是一旦加以保护，就很难再撤消了。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出口到美国将近44%的货物要受到某些限制，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通过定额和关税。我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日本正在解决自己推行的保护主义引起的贸易问题，开放经济的各个方面，但农业方面的某些部分例外，这些部分往往是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要设置贸易壁垒的。日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市场的自由化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对日本自己也有好处。我们的保守主义以及唯恐受到伤害的过分谨慎和挑剔使得我们不能奋勇向前，也不能去做很多要求做的事，特别是在资本自由化这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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