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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这种现象导致被我称为“掏空美国工业”的结果。美国的工业设施正在减少，逐渐就会只剩下一个外壳，欧洲也是这样。有些日本的公司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很多人正在出口生产力。美国的摩托罗拉，德州仪器，仙童以及其它的很多公司已经将他们的生产设施转移到了日本，或者在这里增添了新的机器。这些公司所在地的美国人失去了就业机会，那个地区的国会议员抱怨日本人要对美国的就业率下降负责。1984年，IBM日本公司是日本的最大的计算机出口公司。美国公司转移到日本或从日本购买高技术零件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需要高质量的、而不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利用这里的技术工人。但是索尼公司正好相反，我们可以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找到所需的技术工人。利用我们的技术和长远的经营原则，我们可以从当地公司回避的地方赚到钱，因为他们总是要求迅速地、持续地盈利。 　　1985年秋天，我和日本经济组织联盟的主席稻山嘉宽一起去欧洲旅行，我们遇到很多欧洲人，他们吹嘘说：“日本人没有新主意。只有在欧洲，我们才会想出新主意。”我对一个这样的人说：“不能因为你有一些主意就值得吹嘘。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别人也认为是好的主意。重要的是你怎样向工业界解释这些主意。日本在这方面一直非常努力，而你却没有，所以不要吹得太过份了。” 　　欧洲国家重视科学家，我们知道这一点。很多伟大的“美国”科学家的根在欧洲，甚至是在欧洲受的教育。这是美国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在美国和日本，同样的重视却给了工程师，他们把科学上的突破转化成有用的物品。很多欧洲国家出于虚荣的绅士派头，在传统上总是试图回避需要亲自动手的工程学。欧洲的工程师长期以来被视为手艺人。只有美国和日本才承认他们的重要性。两国的大学里都有很好的工程系。但是后来日本比美国更加强调大学里的工程研究，这与美国强调法律诉讼有关，美国的年青人现在对法律好像更感兴趣。 　　如同我对牺牲货物交易来发展货币交易的趋势产生的担心一样，这种对满足技术上的改进和生产新产品的需要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也使我忧心忡忡。问题远远不止是美元和日元的比价不合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1986年，美国参议员托马斯．依格尔顿在东京美国商会的早餐会上发表了情绪激动的评论，回答了美国工业能力衰退的问题。依格尔顿说，美国必须保护和扩展它的工业，他发誓美国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有服务业的国家。参议员的言下之意是日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纠正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否则美国就会采取保护主义。我很同情他的沮丧，可惜真正能够帮助美国的更多地在于美国自己，而不是日本。出口生产力和玩弄货币游戏不能保证在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健康的工业体系。 　　最近一任的财政部长多纳德．雷根原来是美利尔．林奇．皮尔斯．芬纳和史密斯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是一个货币游戏的大玩家。金融专家们对工业没有直接的了解，所以他们的信条是坚挺的美元对美国是最好的，货币上的不平衡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去会自然而然地得以解决。1985年詹姆斯．贝克接替雷根出任财政部长时他立即就抓住了这个问题。在他最初的一次讲话中他摆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国际外汇系统并纠正美元过分坚挺的非正常局面，那么这种广泛的货币不平衡问题将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瘟疫。由此引出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五国集团(G-5)的第一次财政部长会议，研究如何处理1985年汇率调整中造成的问题。 　　贝克和G-5的努力在汇率中造成了突发的、激剧的波动，日元在创记录的时间内上涨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使得工商界实际上根本无法进行调整。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G-5各国的中央银行进行干预，卖出其它货币来降低美元的价格，此后日元对美元升值35%，这个令人震惊的升值幅度很难应付，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小公司。虽然日本的出口制造商由于日元的升值提高了产品的售价，但我们失望地看到很多美国公司也提高了他们的售价，造成了一种通货膨胀的趋势。 　　尽管G-5行动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我看来却很明显，世界并不能依靠两国之间的、随意的政策协作来使汇率保持与实际情况相符。各国必须共同创造一种新的国际机构来稳定汇率。一定要阻止通过投机取巧而不是通过建设性的努力来追求金钱利润的做法。 　　1986年七国首脑在东京经济最高会议上对汇率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但是他们承认问题在于汇率的广泛波动，同意对这个情况加以监督，这样他们朝我希望形成一种决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令我感到失望的是他们没有再向前走，进而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来监督汇率或者召开会议考虑新的系统。 　　政府干预有多大的用处，又能维持多久？货币投机商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钱与日本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能够用于干预的钱相比，数量是巨大的。所以世界上的金钱游戏者有时间等待，希望事情迟早会对他们更加有利。如果中央银行可以用来干预市场、影响汇率的资金不充足时，这个系统就开始摇晃起来，紧接着就可能出现一场天下大乱。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坚持说要对外汇系统再进行一次改革。 　　没有人知道公平的汇率是多少，对此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可以召开一次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对各种货币进行调整，允许在最佳值的预定上下极限值之间有较小的、合理的波动。我们在工业中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使产品的原始成本下降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但是在现在的系统中，我们的货币在一天以内就可能波动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在经济上把我们的努力一扫而空。这就使得人们失去了工作和创新的愿望，自由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动力正在消失。如果连自己的钱的价值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很难做生意和制定未来的计划了。 　　尽管有这种无法确定的因素，我们还是决定对圣迭各的工厂进行投资。岩真胜夫担任索尼美国公司的总裁时，他也和我一样，强烈地希望在美国建立一个电视机厂，尽管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还是固定的三百六十比一(黑市上甚至是四百二十比一)，美国的RCA、齐尼斯和阿德密尔等公司正在向墨西哥和新加坡转移，他们打算到那里去生产电视机。公司里岩真和我对美国的市场最熟悉，我们感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应该向美国进军，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市场。 　　但是在集成电路问世之前，生产电视机的过程中有很多手工操作，而美国的人工费用更高。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工厂，据估计这家工厂至少需要二千五百万美元，小寺久日是圣迭各工厂的第一任经理，他被召回日本，我们让他估算和计划一下在美国运作的近期和远期成本。项目组知道将来在美国开张时的费用。项目组也知道集成电路马上就要问世了，不久就会取代晶体管，在三到四年的时间内，由于每一台电视机的部件数量减少，装配时间也会减少，这样我们在美国付出比在日本更高的工资就可以得到补偿。 　　但是这仅仅只是隧道尽头处的一线光明。小寺至今还说，他当时带着全面的数字和设计方案来到我们的管理委员会时，他感到很悲观。根据三百六十日元等于一美元的汇率，即使我们可以预料三年以内生意就会兴旺起来，1971年8月当时的数量并不能说明建厂的合理性。但是那时候井深和我是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们了解这些数量，我们觉得从长远来看这步棋将会被证实是有先见之明的。我们知道日元不会长久地维持在这么低的汇率上。我们甚至没有问及数量，这使小寺吃了一惊。我们告诉他要勇往直前。我们派他去参观我们主要的电视机装配厂，大致了解一下最新的生产系统，为他在圣迭各的工作做好准备。 　　就在那一天稍迟一点的时候，也就是8月16日(美国还是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改变美国的货币政策，将美元贬值，日元对美元升值15%。尼克松暂时中止承诺将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或者其它货币固定资产。他停止了外援，对所有的进口货增收10%的追加款。这个消息令人喜出望外，它使我们在圣迭各的计划大为改观。本来即使在几年内财政上会遇到困难我们也要把这个工厂的项目搞下去，现在这件事对我们的将来是一个好兆头，它将使我们可以制造出印有“Made in U．S．A．”标记的产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者的法国总理弗朗索瓦．密特朗似乎成了欧洲唯一的懂得需要改变汇率系统的领导人。他经常说现存的汇率系统是错误的，他希望能将欧洲货币系统(EMS)应用于美元和日元。 　　在EMS中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保持固定汇率，并定期地由EMS进行调整。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按外汇市场的汇率进行，可以大幅度波动，但是在集团内部有相互协作，杜绝了货币投机商或者不相关事件造成的任何大幅度摆动。 　　我们从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那里得到了这种良好的自由市场的经验，而那些声称信奉自由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却不懂得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想像。我认为这不仅仅具有讽刺意味，也是相当危险的。 　　我在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曾经非常努力地强调过这一点。但是金融专家却没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或者说：“哦，那很危险。”他们似乎缺乏创造和想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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