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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那样的话，我恐怕只能说有很多人，而无法告诉你确切的数目。” 　　“有书面的名单吗？” 　　布尔德温摇摇头：“没那么简单，警官。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同时从事两种工作：对难民和穷人提供外派的流动医疗服务，还有就在这里每周进行的室内医疗服务——治疗皮肤病、眼病、神经病、妇女病，妇儿保健。许多当地的医生和护士志愿提供服务；有的按兼职算，得到一些报酬；其他人则是全职的雇员。按你们的说法，这叫动态环境。” 　　“我感兴趣的，”丹尼尔说，“是住在这栋楼里的人。” 　　“这样，”布尔德温慢吞吞地说，“就大大地缩小了人员范围。”美国人举起他的手，边扳着手指头，边说：“有我们的护士，佩吉·卡西蒂和凯瑟琳·豪塞——” 　　“她们是哪国人？” 　　“佩吉是美国人——加利福尼亚人，如果这对你有帮助的话。凯瑟琳是瑞士人。” 　　“她们两个昨晚都睡在这儿吗？” 　　“噢，”布尔德温手心向外摊开两手说，“你说的是笼统的睡在这儿。至于昨晚怎么样，我不清楚。” 　　这个人对待简单问题颇有一套办法，就好像处处有陷阱一般。丹尼尔想，这种警惕性是罪犯或者政客才有的。 　　“请你说下去吧，”他边写边说，“还有谁住这儿？” 　　“卡特医生，阿比亚迪医生，可能还有达罗沙医生。n 　　“可能？” 　　“达罗沙医生住在拉马拉。他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一个很好的内科医生。他每次看望过他的父母后才到这儿来，有时会一直工作到夜里。我们给了他一间房子，免得他疲惫不堪的时候还得开车回家。我没法知道他昨晚有没有使用那个房间。” 　　“请你告诉我医生们的名字。” 　　“理查德·卡特，哈桑·阿比亚迪，瓦立德·达罗沙。” 　　“谢谢。还有其他人吗？” 　　“玛依拉·克霍利，我们的秘书；齐亚——你已经见过了；还有我自己。” 　　丹尼尔检查了一下他的记录：“卡特医生是美国人吗？” 　　“是加拿大人。阿比亚迪大夫是耶路撤冷本地人。” 　　丹尼尔知道一个阿比亚迪家族。他们是蔬菜水果零售商，在老城里有一个摊点，就在链街上。他很想知道他们之间有何种联系。 　　“玛依拉是黎巴嫩人，”布尔德温说，“齐亚是巴勒斯坦人，我则是从伟大的孤星之州德克萨斯来的。就这么多了。” 　　“病人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今天没有门诊，是为了纪念穆斯林的安息日。” 　　“我是指住院的病人。” 　　布尔德温皱皱眉：“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我们的主要职责是接待门诊病人和外派医疗人员进行医疗服务。我们的目标是与那些通常不可能进行卫生保健的人接触。我们诊断出病情，指导他们到适当的地方接受治疗。” 　　“只是个推举中心。”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但我们的确也在我们的诊所中实施最主要的治疗措施。” 　　“因此病人是不准进这儿来的？” 　　“我不能说从来不，但确实极少。” 　　这么大的一栋楼，丹尼尔想，只住了几个人，病房和病床都空着，穷困的阿拉伯人只能见到几名告诉他们去哪里找别的医生的医生。这似乎很蠢，这种象征性地实行某种职能的行为是典型的联合国风格。 　　“海亚伯先生，”他说，“他的职责是什么？” 　　“看门，保管工作和一般性的维修。” 　　“这座房子要让一个人来维护未免太大了。” 　　“有一些清洁工来做日常的打扫工作，是几名从东耶路撤冷来的妇女。齐亚帮她们做些零碎的杂务。” 　　“海亚伯先生和达罗抄医生都是从拉马拉来的。在海亚伯先生开始在这里工作之前他们彼此认识吗？” 　　“达罗沙医生推荐了齐亚来做这份工作。除此以外，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了。” 　　“海亚伯先生告诉我他与医院的第一次接触是以一名病人的身份。达罗沙医生是他的主治医生吗？” 　　“这个问题你得去和达罗沙医生谈。” 　　“很好，”丹尼尔说着，站起身来，“我正想这样做。” 　　布尔德温打了几个电话，但是没人接。于是他带着丹尼尔穿过大厅，走到发出打字机声响的地方。玛依拉·克霍利大约二十五岁，是个长相很可爱的女子，有丰满的嘴唇，染成了棕红色的卷发，土黄色的大眼睛。她穿着合身的西式服装，指甲长长的，涂了指甲油，是那种解放了的贝鲁特妇女。丹尼尔很想知道她怎么会来以色列工作，很快他就得到了答案——那是她和布尔德温之间迅速交换的一个眼神，暗示出两人并不仅仅是老板和秘书的关系。美国人用很差劲的阿拉伯语对她说了几句，而她则用有教养的黎巴嫩口音作答。 　　“达罗沙医生昨晚是在这儿睡的吗，玛依拉？” 　　“我不知道，先生。” 　　“他现在在医院里吗？” 　　“是的，先生。在第四检查室里。刚才来了一名急诊病人。” 　　“跟我来吧，沙拉维警官。” 　　检查室在楼梯的另一头，大楼的西翼里，是五间门上标着数字的房间，以前用作仆人的住处。布尔德温轻轻敲了敲第四间的门，然后打开它。里面的房间漆成了孔雀蓝色，拱形天花板下是一扇分成许多小格的窗户。一面墙上接着一个橄榄木刻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和一只白色金属急救箱。占据地板最多空间的是一张白色检查台，旁边立着一个白色的柜子。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白色的灯，放射出冷冷的光。 　　检查台上躺着一个男人——从他那灰扑扑的外衣看是名农场工人，一动不动。一只胳膊放在身侧，另一只胳膊被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握在手中，后者抬头看着两个不速之客。 　　“早上好，达罗沙医生。”布尔德温说。 　　达罗沙示意他们稍等，又把注意力转回那只胳膊上，丹尼尔发现病人的胳膊又红又光滑，像煮熟的香肠。医生是个矮个子，肤色较深，五十来岁，头发浓密粗糙，戴着黑边眼镜。他的白大褂上过浆，一尘不染，扣子系得很整齐，里面穿着白衬衣，系着深色领带。听诊器像围巾一样挂在脖子上。他的脚又小又瘦，穿着一双黑色平底皮便鞋。他不断地倒换着重心，好像哪只脚都很少着地似的。 　　“多少只马蜂叮了你？”他用一种低沉、权威性的口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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