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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第九章 约会 　　纳哈姆·施姆茨不惹人注目地穿过所罗门·谢拉顿王饭店的大厅，从一群游客中间挤了过去，走下楼梯，经过日本餐馆，走进美国餐馆中。浅色的橡木家具、深绿色的家具装饰布和镜子般的墙面，塑料封面的菜单，装着假古董的玻璃盒子。很漂亮。那个女人喜欢美式食品。 　　和往常一样，他来早了，而他也正想等她。但她却已经到了，正坐在设有镶镜面的凹室里一个火车座中，读着菜单——虽然她很可能已经记住那些菜了——手边放着一杯咖啡。 　　她看见他，微笑着朝他招招手，很漂亮。 　　应该说对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很漂亮的了。 　　虽然他明知道笑脸是刻意做出来的，他还是喜欢看她。比起为了让性罪犯程序一案运行而做两个小时的笔头工作来，和她见面要愉快得多。 　　一位女服务员主动帮他找座位。他告诉她自己要与那位夫人坐在一起，接着就向火车座走来。她过分热情地问候他，伸出一只骨骼很好看的手，说他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了。 　　“太久了，”施姆茨说，“肯定有三、四个月了。”从上次联系至今有三个月，而从在艾拉特的那个晚上至今已经十个月了。” 　　“确实如此。请坐，亲爱的。” 　　一名金发碧眼带美国北方口音的服务员走过来，递给他一本菜单，听他点了一杯加柠檬的热茶后便离开了。 　　“你气色不错。”施姆茨对她说。这句话虽然没有说完，倒也是他的本意。她把头发染成了接近栗色的深棕色，但不慎保留了几根灰白的发丝。她穿着剪裁合体的米黄色亚麻布西装，领子上的黄玉胸针更衬托出了她的棕色眼醇。她的化妆品使用得很有效果——使她的皱纹柔和了些，而不是试图去掩盖它们。 　　总而言之，她是第一流的优雅人物。她的身材棒极了，玲珑有致。他曾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故事：1950年她成了寡妇，开始在海外巡回演说，从伦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在纽约呆了很长时间；她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发了大财；她卷入了艾赫曼大搜捕中；她利用她亲生的孩子作为掩护。没法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胡说八道。现在辛·贝特拥有了她，她终于呆在了离家近的地方，虽然施姆茨还是不知道她的家到底在哪里。有一次他曾经去查过文件，试图找到她，想跟踪她到艾拉特去。可回答总是：没有她的地址。没有她的电话号码。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先生。 　　她微笑着，手交叠着放在面前，施姆茨却在想象她正在承担的那种职责：在领事馆的宴会上啃着鱼子酱烤面包的社交界女总管。安慰公园长椅上的老奶奶，喂她的孩子吃甜食，尿布也要抢占她钱包里九毫米宽的空间。富有的女游客下榻在饭店套间里，与某位来访的显贵所住的套间刚好相邻，用听诊器贴在墙上听，听到古怪的机器旋转的声音和“嗡嗡”声。她不必去做文字工作，也不必对垃圾箱进行监视。 　　艾拉特的那一夜应该算是一次侥幸，是执行完任务后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吧。 　　他环视着餐馆。房间对面坐着一群美国大学生，三女两男，很可能是希伯来大学的。晚上到城里来吃顿饭，免得去吃食堂的饭菜。九美元一个的汉堡包和可口可乐。 　　在远远的另一头坐着一对年轻夫妇和两个小孩。丈夫留着胡子，戴眼镜，看上去像个教授；妻子个子不高，姜黄色的头发，是个真正的游客，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一个大约有六岁，另一个还要小一些，他们喝着牛奶，开怀大笑。他偶然听见几个谈话的片断，是美国口音的英语。他们都穿着颜色鲜艳的短裤和马球衬衣。也许他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你永远无法确切地了解他们。 　　在其他方面，这个地方可说是死气沉沉——大多数旅游者都是笃信宗教的人，在大卫王路吃了安息日的斋饭，因为那里的装璜更为传统一些。 　　“没有太多公事。”他说。 　　“吃完饭再说。”女人说。 　　服务员端来了他的茶，问他们点好菜了没有。 　　她点了一份小牛排和带土豆条的炒鸡蛋——把这称为法式炸土豆——又点了咖啡。他中午在科哈维那里吃的什锦烧肉还没有消化掉，就只点了一筐蛋卷、冰淇淋和果冻。 　　他们吃饭时只谈了些轻松的话题，她要了苹果馅饼作为甜食。服务员把碟子收走以后，她把钱包放在桌上，取出一只粉盒，打开它，照了照粉盒里的镜子，抚平几丝并不乱的发丝。在她整理自己的时间，施姆茨注意到她的钱包是开着口的，这样他就看见了里面的录音机——是个日本产的微型机，声控，只有一盒烟那么大。高科技。她们那种人喜欢这个。 　　“我明天要上街购物，亲爱的。”她碰了碰他的手说。这个肌肤的接触唤起了许多回忆，柔软雪白的皮肤上盖着黑色的丝绸。 　　“你需要些什么吗？” 　　明知故问，他对她说。 　　第十章 失眠夜 　　还很小的时候，这个狞笑的男人就开始失眠。 　　他一向害怕黑夜。即使最轻微的声音也可以令他惊醒。本来，一杯热牛奶和一个童话故事就可以便他安然入睡。但他却从来没有得到。相反，他总是被奇怪的像沉重的机器声音惊醒：他的父母又在彼此撕扯着对方。 　　永远是这样，可怕极了。他一个人独自坐在黑暗里，床板很硬，手指和脚趾冰冷而僵硬。他倾听着丑陋的声音不断传来，感到自己的嘴里满是生橡胶的苦味。 　　最开始，他们是在楼上做的——说不走是他们俩的哪一间卧室。碰撞声和叫喊声不断传来，他总是感到无处藏身。他裹着毯子溜到床下，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一阵阵凉意让他的手脚更加僵硬。 　　他缩在壁橱的一角，用牙紧咬着右手拇指，左手紧紧抓住冰冷的桌脚。屋里漆黑一团。 　　不敢听。又无法不听。 　　他们有时也会在楼下进行这种战斗。在他五岁之后，他们就固定在图书室——“医生”的屋子里。 　　除了她，所有人都叫他父亲“医生”，他也就认为这是父亲的名字，也总是叫他“医生”。每次他这样叫的时候，周围的人们总是笑个不停，他觉得自己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就“医生”、“医生”叫来叫去。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医生”并不是父亲的名字，但已经改不过口来。 　　医生经常整日都在做手术，晚上就睡在医院里不回家。医生回家的时候，也总是很晚，他已经上床了。第二天他还未起床时，医生就赶去上班。父子俩很难见面。他开始甚至记不得医生的脸，他为医生画的画像总是面目扭曲而狰狞。他后来才发觉，这种情况像癌症一样扩散开来，每个人的脸都在他面前扭曲起来。一切都是那么无法抗拒。 　　好像他的神经也开始扭曲，撕裂。他感到孤独、恐惧、脆弱。他知道自己不该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但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知道自己无法管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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