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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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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中午的时候,法国人让我们上了小船,给了我们两桶水和一些饼干。索赖达登上小船的时候,船长不知怎么动了恻隐之心,竟给了她四十个金盾,而且不许他的手下人再剥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我们又来到船上,装出很感激而不是怨恨的样子,对他们给予我们的照顾表示感谢。他们继续往直布罗陀海峡方向前进,我们则只向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北方陆地拼命划船。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已经离陆地很近了。 我们觉得天黑之前完全可以登上陆地。 “可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大夜弥天,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觉得贸然上岸有危险。可是又有不少人认为应该上岸,哪怕是在岩石林立、荒无人烟的地方上岸,这样才不会因为那一带海上常有德土安的海盗船游弋而心惊胆战。那些海盗通常夜伏贝韦里亚,晨游西班牙,抢完东西后,回家去睡觉。考虑了两种意见之后,我们决定慢慢向岸边靠近,如果海浪不大,就随便在什么地方上岸。将近午夜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座极其险恶的高山脚下,山并不是紧靠海边,有一部分平地,上岸比较方便。我们的船冲上海滩,我们下了船,吻了土地,含着极其幸福的眼泪衷心感谢我主上帝,在我们的航程中给了我们无可比拟的关怀。我们把船上的补给卸下来,把船推上岸,往山上爬了一大段路。可即使这样,还是不能肯定,不能最终相信我们脚下就是基督教的国土。 “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天才亮了。我们爬上山顶,想看看能否发现某个村落或者牧人的茅屋。我们极目远眺,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村落、人影、大路或小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往内陆走,为的是赶紧找到某个人打听一下当地的情况。不过,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着索赖达在这崎岖的路上行走。有一次,我背着她走,可是她见我累成那个样子,又于心不忍,再也不让我背她了。我装着不着急,而且很高兴的样子,总是拉着她的手走。大概走了将近四分之一西里的时候,耳边传来一阵小铃铛的声音,这表明附近有畜群。大家都仔细观看是否有什么人,只见一棵栓皮槠树下有个牧童正在悠闲自得地用刀削一根棍子。我们大声喊他。他抬起头,立刻站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首先看到的是叛教者和索赖达。他看见这两个人穿的都是摩尔人的服装,以为是贝韦里亚的摩尔人在监视他,便极其敏捷地钻进前面的树林,高声喊道:‘摩尔人,那边有摩尔人!摩尔人,摩尔人!快拿武器,快拿武器!’ “他这么一喊,我们都慌了,不知所措。我们估计他这么一喊,肯定会惊动陆地上的人,海岸巡逻队很快就会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就商量好,让叛教者脱掉他的摩尔人服装,换上基督教俘虏的外套。有个俘虏马上把自己的外套给了他,自己则只穿着衬衣。我们一边祈求上帝保佑,一边沿着牧童逃走的路线往前走,总盼着什么时候能碰到海岸巡逻队。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没过两个小时,我们走出树丛,来到一片平原的时候,发现有五十名骑兵纵马驰骋,迎面而来。我们一看到他们,就原地不动,等待他们过来。他们来到我们面前,发现我们并不是摩尔人,而是一群可怜的基督徒,都愣住了。其中一人问我们,刚才那个牧童是不是因为看见了我们才叫大家拿武器的。‘是的,’我说。我刚要诉说我的遭遇以及我们从哪儿来、都是什么人,我们当中的一个基督徒认出了那个问话的骑兵。不等我讲话,他就说:‘大人们,感谢上帝把我们指引到了这个好地方。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们脚下就是贝莱斯马拉加。如果多年的囚徒生活还没有剥夺我的记忆,我认出来了,问我们是什么人的这位大人,您就是我的舅舅佩德罗·德布斯塔门特!’ “他刚说完,那个骑兵就从马上跳下来,抱住了他,对他说:‘我的宝贝外甥,我认出你了。我和我姐姐也就是你的妈妈,以及你所有健在的亲人都以为你已经死了,都为你哭泣。上帝保佑,让他们今生还得以享受到与你重逢的快乐。我们当初知道你在阿尔及尔。从你和你们这些人的装束上我看得出来,你们已经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是的,’那个小伙子说,‘以后我们有时间再细谈。’ “那些骑兵马上明白了我们是基督囚徒,纷纷下马,让我们骑他们的马,要把我们送到离那儿一西里半的贝莱斯马拉加去。他们有几个人要把我们的船弄到城里去,我们告诉他们船放在什么地方了。其他人扶我们上了马。索赖达骑的是那个基督徒舅舅的马。已经有人把我们到达的消息传到了村镇上,镇上所有人都出来迎接我们。他们无论对获得了自由的基督徒,还是对摩尔人囚徒,都不感到新鲜,沿岸地区的人常常能见到这种或那种人,他们只是对索赖达的美貌感到惊奇。索赖达这时候显得很美丽。一路辛劳,再加上踏上了基督教国家的土地,不用再担惊受怕,心里喜悦,使得她满面红光。并不是我对她的爱使我眼里出美人,我敢说,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至少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人。 “我们径直到教堂去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的恩德。索赖达一走进教堂,就说看到了许多与莱拉·马里安相仿的面孔。我们告诉她,那就是莱拉·马里安。叛教者尽可能地为她做了各种解释,让她崇拜这些神像,仿佛这每一尊神像都真是人们对她说的莱拉·马里安似的。索赖达的理解力很强,很快就明白了有关每一尊神像的讲解。我们从教堂出来被分送到村镇的各个家庭,叛教者、索赖达和我被分配到与我们同行的那个基督徒的父母家。在那个中产阶级家庭里,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疼爱我们。 “我们在贝莱斯马拉加待了六天。叛教者打听好有关情况后,去了格拉纳达城,通过那儿的宗教裁判所重新皈依了基督教会。其他获得了自由的基督徒各奔前程,只剩下索赖达和我。我们用那个法国人送给索赖达的金盾买了她现在骑的这匹牲口。我直到现在一直像索赖达的父亲和侍从一样,而不是作为她的丈夫照顾她。我们想去看看我的父亲是否还健在,或者我的某个兄弟是否比我的情况好。老天让我与索赖达为伴,我觉得即使碰到比这还好的运气,我也不稀罕了。索赖达吃苦耐劳,虔诚地要做基督徒,使我对她很钦佩,也很感动,我要终生服侍她。我愿意属于她,她愿意属于我,可是我惴惴不安,因为我竟不知道能否在我的家乡为她找到一个立足之地,而且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父亲和兄弟们的财产与生活是否有什么变化。如果他们不在了,我恐怕连个熟人都找不到了。 “我的经历就讲到这儿吧,大人们。至于它是否既惊险又有意思,就全凭你们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已经删去了很多情节,尽可能讲得简短些,以免让你们讨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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