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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第五章

  唐娜·阿侬霞辛·奥索雷斯小姐已四十七岁,却还没有离开过斐都斯塔省,因此,这次她坐了二十小时马车,沿着滨海公路到洛雷托,实在是一件麻烦事,甚至还是一桩险事呢。陪她一起去洛雷托的有堂卡耶塔诺·里帕米兰。无论从他的职位还是从他的年龄看,他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士。此外,还有奥索雷斯家的一位老年女仆。

  堂卡洛斯没有进行忏悔,也没有举行任何圣礼,便在夜间溘然长逝。医生说他血管有毛病,内出血……这纯粹是唯物主义的说法。可唐娜·阿侬霞辛却认为这是上帝干的,上帝惩罚人既不用棍棒,也不用石块。尽管如此,身穿重孝的奥索雷斯小姐在旅途上还是感到非常沉痛,虽说她是个基督徒,安于命运,但内心的痛苦并没有减轻。

  女裁缝的女儿安娜也生了病。她孤苦伶仃,由几个仆人照看。阿侬霞辛无奈,只好收留了她。堂卡洛斯一死,家庭间的纠纷也了结了。

  “疯狗死,狂犬病除。”斐都斯塔的一个贵族说。

  唐娜·阿侬霞辛和堂卡耶塔诺见到姑娘时,她病得不轻,生命垂危。医生说,她是由于神经紧张引起的高烧,这是精神上的危机。这种病和她年龄有关,是她进入青春期生理产生的变化引发的病症。当然,当着小姐们的面医生是不会将这种变化详细地说出来的。不过,堂卡耶塔诺倒不在乎,医生说什么,他都想听;唐娜·阿侬霞辛则希望医生说得含蓄一些,用一些比喻,诸如“含苞待放”呀,“神秘的决定性的变化”呀,“像破茧而出的蚕蛹”呀。后来,医生又说了一些具体的东西,唐娜·阿侬霞辛认为他说得太粗俗了。

  “我哥哥交的什么朋友!”她将白眼一翻说道。

  安娜这个失去了父母的可怜的孩子,光靠仆人的照料,已病了半个月。唐娜·阿侬霞辛一直不肯启程,直到人们以她病重的侄女的名义求她发发慈悲,她才开始进行那次历时二十小时的旅行。父亲去世时,安娜已经得病。她得的是忧郁症,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伤心。父亲的去世使她悲伤,更使她恐惧。她并不哭泣,整天昏昏沉沉,头脑里一个劲儿地胡思乱想,身上冷得发抖。她觉得自己非常自私,因此,心里深感内疚。她感到伤心的倒不是父亲的死,而是使她感到害怕的孤单的境地。她丧失了全部勇气,觉得自己已完全受制于人。她像过去那样默默忍受或完全封闭在自我的天地里已不可能,她需要他人帮助,需要有个避难所。她知道自己非常贫困,父亲在去世前几个月,已用低得可怜的价格将斐都斯塔的那座旧宅卖给了他的两个亲妹妹。这是他从祖上继承下来的仅存的产业。这桩不上算的买卖得到的钱财被用来偿还以前欠下的债务。然而,旧债虽清,又欠了新债。眼下居住的这座别墅也做了抵押品,押金少得很,还不够用来救急。钱到了那哲学家的手中,自然是坐吃山空,越来越少。

  “这就是说,我现在已一贫如洗了。”

  人们说,她的孤儿补助金也帮不了多大的忙,因为数量极微,而且一时间也得不到。没有人告诉她怎样进行申请,在什么地方才能得到。她已孤苦伶仃,举目无亲,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哲学家的那些朋友只会高谈阔论,一点儿也帮不了忙;那个神父也不再见到,猝死的堂卡洛斯仿佛身上有硫磺味一样,谁也不去他家了。

  父亲安葬三四天后,安娜想从床上起来,却又不行。卧榻宛如有两只瞧不见的手将她揪住。前天夜里她睡在床上,牙关咬紧,冷得直打哆嗦。她早就想给斐都斯塔的两位姑妈写信,可就是不知道话该怎么说,她甚至担心自己连字也不会写了。

  她常常做噩梦。尽管她竭力装做自己不像个病人的样子,但疾病总是疾病,不承认也不行。医生说她在发高烧,需要精心护理。他问了她一些事情,她不知如何回答,也不愿作答。让她一个人呆在家里,实在也不合情理。医生说,她的病因是没人和她说话,加上那些用人没有对她细心照料,加重了病情。

  “姑娘,这样下去他们会把您给折腾死的!”

  姑娘听了,大叫一声。她很害怕。她哭了,双手合十,请人帮忙将父亲的两个妹妹——她的姑妈叫来。她们住在斐都斯塔,据她所知,她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她那两个姑妈因买了她父亲的房子隐隐感到有些内疚。她们心里明白,这房子的实际价值比她们支付给他的房款要高得多。她们利用堂卡洛斯的窘境,压低了价格,再说,他这个人在钱财问题上向来十分糊涂。

  “谁叫他背弃了奥索雷斯家族祖祖辈辈的信仰呢!”

  能照顾她们那个一身罪孽的哥哥留下的不幸的女儿,也为她们安抚一下自己负疚的良心提供了机会。

  唐娜·阿侬霞辛见安娜住在那儿跟“露宿街头”相差无几,便更感到这次来收留自己的侄女是了不起的慈善之举。她们原来以为那别墅和她们奥索雷斯家族的成员(即使他是个误人歧途的成员)是完全相配的,谁知那只是一座看上去粉刷得花花绿绿、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价值的乡村房屋,前面那座园子也没有多大的收益。再说,房子的主人还欠了一大笔债,就是卖了房子也还不清那笔债务。小安娜真是倒了大霉了!她父亲这个不信神的倒霉鬼从来不会理财。他不仅失去了灵魂和躯体,连天和地都丢失了,这桩买卖彻底输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大丈夫敢做敢当!

  唐娜·阿侬霞辛背上了一个十分沉重的包袱,可是,谁不背负着十字架呢?

  安娜过了一个月才能起床。

  唐娜·阿侬霞辛在洛雷托感到十分厌倦,因为那儿没有社交活动,于是,她不顾满口医学术语、说话非常粗鲁的乡村医生的劝阻,匆匆和安娜回到了斐都斯塔。

  她们一回到斐都斯塔,她的家庭医生就说“小安娜的病延误了康复期”。这医生平时说话小心谨慎,从不直截了当地把话说出来。他说“延误了康复期”,意思是姑娘又发烧了,她的生命再次垂危。

  奥索雷斯家的两位小姐和斐都斯塔的贵族老爷们在手头上还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前,他们是不会对堂卡洛斯的女儿和意大利的女裁缝做出评价的。在姑娘生死未卜的情况下,唐娜·阿侬霞辛甚至觉得她侄女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

  说实在的,安娜的性格和教养都无懈可击,她这次生病表现得很好。她不要这要那,让她吃什么,就吃什么;姑妈问她:

  “你觉得怎么样,安尼塔?”

  “好一点了,姑妈。”她要是有力气说话,总是这么回答。

  有几次她没有力气说话,就不作回答。有时她连听都没有听见。

  在新的康复期内她一直非常听话,不哼不叫,对食物从不挑剔,也不提出非分要求。

  在斐都斯塔的贵族圈里(奥索雷斯家族的两位小姐自然属于贵族),人们都说这两个圣徒般的女人做出了自我牺牲。

  格洛塞斯特尔(即堂雷斯蒂图托·莫乌雷洛)当时还是个普普通通的教士,他在贝加亚纳侯爵家的聚谈会上以甜美又带点神秘的语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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