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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九○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猫迷路走进夏目漱石的家。翌年一月发表的《我是猫》就是以这只小猫为模特的。漱石大概也没料到这竟成了他的处女作。 　　一九○五年，漱石三十八岁。作为初出道的作家来说，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在这之前，他只零碎写过俳句，也没有形成风格。漱石四十九岁病逝，生命不长，创作经历更短，前后不过十年。漱石又是一个很有特性、怪癖的人，创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一般说，作家写一篇长篇小说之前，要有构思的过程，有的甚至还有个小说提纲，不能什么准备也没有。说来奇特，《我是猫》成为长篇小说，却是另一种情况。 　　漱石是正冈子规“写生文”的崇拜者。子规死后，《杜鹃》杂志由高滨虚子主持。一九○四年十二月在《杜鹃》同人组织的“山会”上，他朗读了《我是猫》，颇得好评。《杜鹃》杂志载于新年号，立即引起广泛反响。“在下是猫。还没名没姓。”以演说姿态开始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文坛的名句。“我”的原文为“吾辈”，后来成为小说的题名。“吾辈”、“余辈”、“我辈”在初次发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强调用猫的眼睛观察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有嘲讽的意味。因为它生来不久就被书生扔掉，冻饿不堪，命运是不幸的。后为长着两撇胡须的教师苦沙弥收养，所见的知识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热讽。《猫》本来只想发表一期即告结束，但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他进一步让猫观察下去，二月号《杜鹃》发表了续篇，四月号发表第三篇，一九○六年八月号完成最后一章节第十一篇。小说在发表过程中就出版了单行本上编，完成时出版了中编和下编。小说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后逐惭构思的，没有严格的情节演进过程，既像抒情的“写生文”，又像结构松散的小说。作者后来说，它“没有题旨，没有结构，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 　　这是一篇在特殊条件下创作的特殊结构的小说。 　　极度郁愤是小说形成的条件，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 　　一九○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最郁闷的一段时间。 　　回国后，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要求妻子以他为绝对权威。而她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漱石作俳句：“病妻室内灯昏暗，苦熬晚暮度秋天。”可以想见，一八八九年的秋季，镜子的精神病已经很严重。漱石留英期间，曾给镜子写信，倾诉自己很孤独，责怪妻子不写信。不久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一时传说他疯了。文部省曾有“夏目漱石精神失常”、护送回国的电文。回国后，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一次四岁长女将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动手打了女儿。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请医生做过诊断。漱石的急躁、愤怒和越轨，反映了他对镜子的期望破灭。 　　回国后，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工作亦不顺利。“英国文学概说”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后讲“文学论”，同样不受欢迎。他情绪低落，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绝少出门。碰上好天气，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池边度过。他一度想要辞职，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 　　阴郁、愤懑、神经质等，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漱石后来说：“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可见，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 　　这绝不意味着《猫》的创作失掉了理性。而是说，《猫》的创作实践确实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封建幕府垮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父亲是江户（今东京）奉行所直辖的名主，世道虽然变了，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母亲是商家的女儿，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为什么，父亲就是不喜欢，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盐原也是名主，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漱石重归自家。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学过汉学，后学英语。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今东京一高前身）。其间，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争执不下，使他苦恼不堪。后来在小说《道草》中说：“不论从生父看，还是从养父看，他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终，生父付出赔偿，方告结束。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一八九○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一九○○年留学英国。 　　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历程，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问题，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从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国民的某种空虚感”，也会出现“不满与不安”，发生“神经衰弱”病症。为了不患“神经衰弱”，“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这是“苦恼的真实”。 　　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一九○六年写作的《片断》中也说：“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就是厌世观的开始。”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真正的厌世文学”。 　　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厌世”的观点。“厌世”、“苦恼”、“郁愤”是漱石常用的词汇，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如他说：“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还说：“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一九○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他创作《猫》等，即是在“倾诉”自己的郁闷和忿懑。 　　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片断》里还说：“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之事”，“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不足年龄、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作家对资产阶级是厌恶的。在一九○五年前后，即写作《我是猫》的那个时刻，作家在《片断》中写道：“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人爵——天爵。荣枯——正邪。得失——盖恶。” 　　一九○二年当日本人为日英同盟缔结，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漱石却以冷淡的面孔对待。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说：“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这导致“革命的必然性”，“卡尔·马克思的所论”是“理所当然的事”。 　　漱石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日本的矛盾则尤使他生厌和悲观。《我是猫》所针对的正是明治维新后的“金权社会”的矛盾及维新的不彻底性，即“利害”、“正邪”、“善恶”、“不安”、“空虚”等。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发者与批判者，他使用的手法是“描”的嘲讽和评断。其辛辣和深刻性，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叹和兴味。 　　漱石和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家一样，看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无法指明克服维新不彻底性的办法。他只能是郁闷与愤懑而已。他也力图寻找摆脱矛盾的方法，那就是推进“内发的”变化。不过，漱石所说的日本的“内发”，与欧洲也不同。他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失败的，日本自然不应该再走这条路。日本的另一条路，就是他后来提出的“则天去私”。这是一种东方的宗教观与社会观。在《猫》中，铃木藤十郎的“狂”、甘木医生的“死”和八木独仙的“信”都演绎着“则天去私”的观点。漱石虽然也嘲讽独仙的东方的“自然法”的修养，而最终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寻求解脱。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漱石信仰的也是个人主义。“则天去私”的宗教解脱是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一九一四年，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说，“权力的威压”、“金钱的诱惑”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与人的个性也是矛盾的。一个人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作家认为个人主义以“自己本位”立足，和“国家主义”不是背反的，只是国家间的道义不如个人道义。他主张“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其内容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顺从国家安危的，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样。”在这里不难看出漱石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局限性。 　　上述对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年精神危机状态的了解和对其社会观、世界观的认识，是打开《我是猫》的门户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开。 　　《猫》的译者于雷，是我熟悉的作家、诗人、编审，也是日本文学翻译家。我们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共同度过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战斗时日。现在他要我为《猫》写序，我高兴地答应了他。是为序。 　　　　　　　　　　　　　　　　　　　　　　吕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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